二十 到西安推波助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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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迫使国民政府签订的《塘沽停战协定》,作为控制华北的第一步。日本政府向国民政府提出对华北的统治权的要求,并调关东军入关,进行武力威胁。6月初,国民政府军委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开始与日方秘密会商。6月27日,察哈尔政府代主席、民政厅长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在北平签订《秦土协议》,日本关东军控制了察哈尔省。7月6日,何应钦致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接受日方要求,这就是《何梅协定》。至此,中国在河北、察哈尔两省的主权大部丧失。中华民族危机到了空前危机的严重的关头。日本步步进逼,国民政府一再退让,引起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不满,一致起来谴责国民党蒋介石对日采取妥协政策。
使阎宝航受最大震动的是东北军第51军于学忠部被逼出华北。阎宝航对张学良丢掉东北有看法,但张学良反对日军对华北的挑衅和进攻态度非常鲜明,这不但阎宝航清楚,东北军以至流亡关内的东北人都清楚。1930年9月,东北军入关调停,张学良组编两个军,第1军军长于学忠,第2军军长王树常。王树常被任命为平津卫戍司令,于任河北省主席。日军特务机关在天津收买汉奸组成便衣队骚扰滋事,每夜枪声四起,甚至占领警察分所,闹得天津市民叫苦不迭,人心惶惶。王树常则采取消极办法,穷于应付。张学良将于、王二人职务对调,由王树常任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任平津卫戍司令,目的是让这位铁腕人物应付日本人可能发动的突然事件。张学良交代说:日本人如果不再滋事,就和平共处。万一日本人发动战争,动用武力压我屈服,你就不顾一切牺牲,抵住日军进攻,我必率全军集结增援!于学忠上任伊始,把所部两个团调进市内,改穿保安队服装,集中警戒。派武工队闯进日租界地,抓捕汉奸郝鹏归案,从此便衣队消声灭迹,天津情形大有改观。张学良亲口和阎宝航说过这件事,他心里也踏实了许多。保住平津,反攻东北才有希望。出卖华北,又不保平津,南京到底想干什么,这和投降有什么区别呢?在这种时候,他不能不想到张学良。他很想知道,把51军调出河北他是怎么想的。
张学良自1934年初任豫鄂皖剿匪副司令后,东北军有半数南调“剿匪”,半数东北军仍留在河北抗日前线。张学良亲口和阎宝航说,留在华北的东北军一兵一卒也不能动了。现在的情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驻河北的东北军一兵一卒也没有了。阎宝航说,看来南京是固定让我们东北人成为不归人了。
1935年7月,从上海传来又一个令阎宝航震惊的消息:杜重远因“新生事件”被逮捕入狱,“判刑一年零两个月”。对阎宝航来说,这好比雪上加霜。
1933年11月,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因支持福建事变被国民党查封,邹韬奋流亡海外。杜重远则挺身而出,继邹韬奋的《生活》周刊之后,于1934年2月创办抗日刊物《新生》周刊,十分的畅销。1935年5月,《新生》周刊发表一篇《闲话皇帝》短文,文中泛论中外君主制度时,提到日本天皇。说日本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因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日本一切事虽奉天皇之命而行,实质上他做不得主。于是被日本人攻击说《新生》周刊侮辱天皇。驻上海日本领事亲自出面,以妨碍邦交,侮辱天皇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和南京政府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惊慌失措,训令上海市政府向日本帝国主义道歉,撤换了上海市公安局长,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两个月徒刑,关进江苏第二监狱,后移到沪西漕河泾监狱。
新生事件在审理期间,阎宝航一直注视着案件的进展情况。7月7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称:“此次新生事件,确有不敬之处,殊属妨害邦交,以使国民务须尊重(日本)皇家之尊严,严禁同类之事,违者严惩不贷。”阎宝航每想起这个声明,便有一种说不出的愤恨酸楚的感觉。一个失去家乡故土的人,说几句有关日本天皇的话,却受到本国当局的镇压,这到底是谁的政府呢?气愤之下,他曾串联东北军几位高级军官准备联名上书蒋介石具保杜重远,后考虑到这样做会引起蒋介石对东北军的警觉而作罢。
蒋介石竭尽全力企图把红军围堵于江西,但红军历经千难万险,突破重围,开始长征。1934年底,挺进到陕南的红25军,建立了鄂豫陕根据地。蒋介石急调大军到西北围追堵截。一面命嫡系部队尾追,一面调东北军转入西北,梦想一举歼灭红军于陕甘地区。4月,武昌行营令东北军67军开赴陕南。1935年8月上旬,中国工农红军第1、4方面军在毛儿盖会师后,组成左、右路军继续北上以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张学良命令东北军第67军严堵陕甘根据地的红15军团向西南转进。结果,67军在劳山一带遭到红15军团袭击,110师几乎被全歼,师长何立中阵亡。
东北军剿共损兵折将,在关内东北人中引起强烈震动。阎宝航和流亡关内的东北人一样,把东北军看作是复土还乡的资本,把复土还乡的希望放到东北军身上。?们希望能经常听到有关东北军的好消息,东北军的每个好消息都使他们受到鼓舞。阎宝航说过,对东北军的这种感情,只有我们这些沦落之人才会有的。但是自从东北军67军王以哲部、第115师何柱国部南下执行剿匪任务后,东北军打过胜仗,也吃过大亏。师长何柱国就曾向他透露过:红军是不好“剿”的。“剿”的结果如何,难以预料。何柱国说,第一,东北军是北兵南调,水土不服,语言不通,民众歧视,官兵思想动荡,情绪不安。第二,红军是游击战,来无影去无踪,我穷于应付,有时一个营,一个连,一个排的被吃掉。第三,红军的俘虏政策最能瓦解我军。抓去的官兵,又给放回来,士气无形中被瓦解。第四,红军不扰民,受百姓欢迎,我军所到之处,涸辙之鲋,人地两生,百姓相继逃避,我军找不到向导,动弹不得,只有被动挨打。阎宝航听到这些话,心里真不是滋味。东北军是被日本帝国主义给逼出故土的,却到他乡打起共产党来。东北军对外战争对内战争实际上都打过,“然则剿灭‘赤匪’,则系初次”,越打越没劲,越打越没意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在阎宝航看来,东北军现在打的仗,完全是一种内耗,是兄弟相残。共产党能剿得了么?他怀疑。对这一点,张学良也持怀疑态度。有一回,张学良和秘书张慎修来南昌办事,曾向阎宝航透露过,何柱国师长和红军打仗总结的那四条,也曾和张学良报告过。当时,张副司令什么话也没说。何师长一走,他就把张秘书叫过来问道:“你对共产党如何看法?”张秘书大吃一惊,没敢回答。张学良便坦率地说:“即使把红军主力击溃,共产主义恐怕也不可被消灭。”他说,“这问题也不妨研究研究”。阎宝航虽然初步接触过共产主义理论,并无深入地研究。但他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共产党的反帝政策,特别是九一八后的反日政策,确实是很得人心的。1935年8月1日共产党发表的宣言(即《八一宣言》),号召各党派、各界同胞、各军队,捐弃前嫌,停止内战,集中国力,一致抗日。阎宝航极为赞成,果然能做到这一点,收复东北便指日可待了。但阎宝航对宣言中把张学良和蒋介石、阎锡山一样说成是“人面兽心的败类”“卖国贼”有看法。他认为,要集中国力,一致抗日,不能把张学良排除在外!
从1935年下半年,中央红军即将入陕。蒋介石认为这是消灭红军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除东北军67军之外,从这个7月份开始,东北军第51军、骑兵第57军、第63军、第53军105师等,由河北、湖北两省相继开进西北,准备一举消灭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