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面斥何应钦(1)
《英雄无名阎宝航》十六 面斥何应钦(1),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1932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遭受严重挫折。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冯占海部义勇军在主力受挫后，马、苏、李、王等带领余部退入苏联境内，冯占海、邓文等率余部转入热河、察哈尔一带。辽宁东部地区唐聚五、苗可秀以及辽南、辽西各部义勇军也相继失败，余部转入热河。面对这种局面，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感到无能为力，抗日义勇军的活动转入低潮。
1932年底，日军把侵略矛头指向热河、山海关，以图占领东北全境，威胁华北。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多次与张学良谈话，鼓励他下最大决心发动热河抗战。在一段时间内，阎宝航看到张学良为发动热河抗战做准备，极为兴奋。
早在东北义勇军抗战高潮之日，阎宝航就冷静地估计到了孤立无援的义勇军未来的前途和“寇势日张”的结局。他一方面疾呼政府出兵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团结各地一切积极支持东北义勇军的团体，竭尽全力支援义勇军。
当时，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以积极支援的民众团体，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之外，1932年4月26日，在上海成立一个专门指导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后援会在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中，做了大量工作。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东北沦丧，倭寇长驱直入，朱庆澜在上海联络爱国人士黄炎培、史量才、李子宽、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二百余人，于1931年11月间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公推朱庆澜为理事长。但在这个过程中，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之间互不联系，各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两会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直接影响到对义勇军的领导和支援。在上海的杜重远对此十分忧虑，曾致函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建议救国会与朱将军搞好团结，实现两会联合。阎宝航赞成杜重远的主张，表示尊重朱庆澜，共策抗战之事，这个建议，得到张学良赞许，多次劝告救国会常委们，不要与朱庆澜领导的后援会发生分歧。但常委中有的认为后援会是国民党的御用组织，反对与其合作。所以两会虽经多次协商，一直未达成协议。
1932年8月，阎宝航肩负救国会委托，动身去上海拜望朱将军，并请其北上，以便实现两会联合。因当年高崇民在朱将军任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与其相识，也一同前往。朱将军为阎宝航、高崇民二人的至诚态度所感，遂于8月22日率后援会人士抵平，并在地安门内油漆棹一号开始办公。
1932年6月，救国会对辽宁、热边、蒙边、吉林南部地区的义勇军已接受救国会委任和领导，划分五个军区，建立了新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后援会抵平后，密派代表深入辽北调查义勇军情况。考虑到义勇军系统复杂，意见分歧，各自为战的弱点，后援会将原由救国会委任和领导的义勇军重新加以委任，以协同各部作战。接着，后援会又把救国会对义勇军的军区编制，先后改编为三个军团。至1932年11月，两会达成协议：成立义勇军总司令部，由朱庆澜任总司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黄剑秋及后援会的高仁绂为干事。保留东北民众救国会组建的辽宁义勇军总指挥部。同时，明确了两会职责：后援会专主募捐抗日资金；救国会协助朱庆澜指导义勇军军事训练和对日作战。
阎宝航在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国民党着实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的印象。特别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义勇军的冷漠态度，更是深恶痛绝。但对国民党左派人物，特别是主张抗战派人物是有好感的，并且愿意与其合作。在救国会成立之初，阎宝航与卢广绩一同去上海募捐时，正赶上朱庆澜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刚刚成立不久，他便亲自去会见了朱庆澜，朱将军当即捐款一万元。在领导义勇军抗战以来，阎宝航也一直主张与朱将军领导的后援会合作。对于朱霁青，阎宝航认为他是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旗帜最鲜明的一个。朱霁青在热河设立总监部，成立东北国民抗日救国会；还有国民党人王致远在上海接洽南洋华侨募款事项；谷锡五在南京同政府接治公事、运输军火；杨首鱼居天津办总务；朱化鲁在北京办理交际，李子青司财务，钱公莱办运输等等，均给义勇军以很大支持。这些人特别是朱霁青出关，以国民党人相号召，将各方联系起来。阎宝航对此给予很高评价。但阎宝航也知道，国民政府对东北抗战，从未有直接领导的力量，也未给任何直接的支持。不久，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先后失败了，阎宝航对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态度有了更进一步地体会和理解。
在救国会成立之初，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到救国会来得不算少。陈公博就亲自来北平找救国会领导人谈话。吴铁城、胡汉民先后派代表齐世英、顾韩野、姚觉悟、曹四笏等与救国会常委会谈。他们的谈话几乎如出一辙，即要求救国会听从政府指挥，与政府合作抗日。阎宝航每次同他们会谈，都坚持说，只要政府出兵抗日，救国会和我个人愿作前驱，结果对方的回答都令人哭笑不得，在谈话难有结果?后，政府代表皆悻悻而去。汪精卫、蒋介石也都派人来过救国会。他们要求救国会把活动限制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事实上，救国会的抗日活动，不但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连与救国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后援会会长朱庆澜也没有放过。南京政府曾接受他人控诉，以朱办事不公、肥己发财为由，由立法院派人调查处理。1932年9月，张学良曾提醒过阎宝航、王化一，南京方面已注意到救国会，要格外小心。
救国会是得到张学良的默许和支持下成立的东北民众救亡团体，其主要成员多是张学良知交故旧。尽管南京政府不喜欢它，也难以取消它。正如阎宝航自己说的那样，国民党不喜欢人民抗日，也不喜欢一个与张学良有关系的政治团体继续活动下去。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破坏活动。
1933年5月，日军飞机频繁在北平上空盘旋恫吓。北平的达官显贵惶惶不可终日。在日军的威逼之下，盛传当局将以牺牲东北换取华北暂时苟安为条件，拟签订卖国条约“塘沽协定”。{1} 5月24日，救国会遂派常委阎宝航、王化一、霍维周、李梦醒为代表往谒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2}，黄郛派秘书赵某在丰泽园接见了王化一，声明决心不以东北作谋和之牺牲品。黄的秘书表示愿意代为转达救国会的意见。遂后救国会常委分工由王化一准备陈述材料，阎宝航起草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公开信。
6月10日，救国会分别发表了给蒋介石、何应钦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阎宝航简练地概述了救国会两年来从事东北救亡的业绩，表达了为收复东北失地，任何牺牲在所不辞的决心，敦促蒋介石采纳东北流亡民众的正义要求。
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的要求和努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同情和接受。相反，华北当局对救国会的逼迫益加严酷。
6月17日，发生了救国会常委、政治部副部长霍维周被暗杀的事件，对救国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霍维周是东北青年党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前任冯庸大学教授。入关后，在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发展党员。1933年春，霍维周得知青年党头目曾琦、李璜与日人勾结，接受日本百万元巨款，作为反蒋活动经费，遂率三百余名青年党员，登报声明脱党，同时揭发了曾琦等通敌的罪行。青年党头目遂支使党徒对霍维周下了毒手。那天上午，霍维周乘坐一辆黄色车行至西四南大街，被人从后面射中头部而死，年仅32岁。
在救国会政治部，霍维周是阎宝航最得力的干将和助手，对于他的死，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都悲痛万分，高崇民抚棺痛哭几至昏厥。阎宝航亲自撰祭文悼念霍维周。人们由此提醒阎宝航注意安全。
救国会自成立之日起，便成为日本特务和国民党当局所注目的对象，常委们的安全也大成问题。阎宝航和常委们的家住地附近，常有不三不四的人活动。救国会办公处也时时受到威胁。阎宝航的家住在北平比较偏僻的东厂胡同。他平时忙于救亡工作，经常不回家，只靠高素桐带着孩子们小心度日。有一天夜里，高素桐忽然发现有一人从大墙跳到院子里。她急中生智，高声呼叫厨师赶快起来。那人影慌忙逃走。天亮时才发现，昨夜闯进来的人丢在他家的一把菜刀。又有日本特务机关企图对救国会进行破坏的情报传来。张学良闻讯，通知救国会人员要提高警惕，并赠常委每人一支自来德手枪用以自卫。同时加强了对救国会及其领导人的保护措施，成立救国会警卫班，便衣保护救国会负责人员。不过，阎宝航这时所关心的问题并非完全是个人安危，而是救国会前途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