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 面斥何应钦(1)
《英雄无名阎宝航》十六 面斥何应钦(1),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1932年秋,东北抗日义勇军斗争遭受严重挫折。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冯占海部义勇军在主力受挫后,马、苏、李、王等带领余部退入苏联境内,冯占海、邓文等率余部转入热河、察哈尔一带。辽宁东部地区唐聚五、苗可秀以及辽南、辽西各部义勇军也相继失败,余部转入热河。面对这种局面,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感到无能为力,抗日义勇军的活动转入低潮。
1932年底,日军把侵略矛头指向热河、山海关,以图占领东北全境,威胁华北。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多次与张学良谈话,鼓励他下最大决心发动热河抗战。在一段时间内,阎宝航看到张学良为发动热河抗战做准备,极为兴奋。
早在东北义勇军抗战高潮之日,阎宝航就冷静地估计到了孤立无援的义勇军未来的前途和“寇势日张”的结局。他一方面疾呼政府出兵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一方面他极力主张团结各地一切积极支持东北义勇军的团体,竭尽全力支援义勇军。
当时,对东北抗日义勇军以积极支援的民众团体,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之外,1932年4月26日,在上海成立一个专门指导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日斗争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后援会在支援东北义勇军抗战中,做了大量工作。九一八事变后,面对东北沦丧,倭寇长驱直入,朱庆澜在上海联络爱国人士黄炎培、史量才、李子宽、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等二百余人,于1931年11月间成立了“东北难民救济协会”,公推朱庆澜为理事长。但在这个过程中,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与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之间互不联系,各按自己的计划行事,两会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矛盾,直接影响到对义勇军的领导和支援。在上海的杜重远对此十分忧虑,曾致函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建议救国会与朱将军搞好团结,实现两会联合。阎宝航赞成杜重远的主张,表示尊重朱庆澜,共策抗战之事,这个建议,得到张学良赞许,多次劝告救国会常委们,不要与朱庆澜领导的后援会发生分歧。但常委中有的认为后援会是国民党的御用组织,反对与其合作。所以两会虽经多次协商,一直未达成协议。
1932年8月,阎宝航肩负救国会委托,动身去上海拜望朱将军,并请其北上,以便实现两会联合。因当年高崇民在朱将军任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期间与其相识,也一同前往。朱将军为阎宝航、高崇民二人的至诚态度所感,遂于8月22日率后援会人士抵平,并在地安门内油漆棹一号开始办公。
1932年6月,救国会对辽宁、热边、蒙边、吉林南部地区的义勇军已接受救国会委任和领导,划分五个军区,建立了新的编制和指挥系统。后援会抵平后,密派代表深入辽北调查义勇军情况。考虑到义勇军系统复杂,意见分歧,各自为战的弱点,后援会将原由救国会委任和领导的义勇军重新加以委任,以协同各部作战。接着,后援会又把救国会对义勇军的军区编制,先后改编为三个军团。至1932年11月,两会达成协议:成立义勇军总司令部,由朱庆澜任总司令,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的阎宝航、王化一、高崇民、黄剑秋及后援会的高仁绂为干事。保留东北民众救国会组建的辽宁义勇军总指挥部。同时,明确了两会职责:后援会专主募捐抗日资金;救国会协助朱庆澜指导义勇军军事训练和对日作战。
阎宝航在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国民党着实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好的印象。特别是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对义勇军的冷漠态度,更是深恶痛绝。但对国民党左派人物,特别是主张抗战派人物是有好感的,并且愿意与其合作。在救国会成立之初,阎宝航与卢广绩一同去上海募捐时,正赶上朱庆澜的“东北义勇军后援会”刚刚成立不久,他便亲自去会见了朱庆澜,朱将军当即捐款一万元。在领导义勇军抗战以来,阎宝航也一直主张与朱将军领导的后援会合作。对于朱霁青,阎宝航认为他是国民党在东北问题上旗帜最鲜明的一个。朱霁青在热河设立总监部,成立东北国民抗日救国会;还有国民党人王致远在上海接洽南洋华侨募款事项;谷锡五在南京同政府接治公事、运输军火;杨首鱼居天津办总务;朱化鲁在北京办理交际,李子青司财务,钱公莱办运输等等,均给义勇军以很大支持。这些人特别是朱霁青出关,以国民党人相号召,将各方联系起来。阎宝航对此给予很高评价。但阎宝航也知道,国民政府对东北抗战,从未有直接领导的力量,也未给任何直接的支持。不久,热河抗战、长城抗战先后失败了,阎宝航对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态度有了更进一步地体会和理解。
在救国会成立之初,南京国民政府要员到救国会来得不算少。陈公博就亲自来北平找救国会领导人谈话。吴铁城、胡汉民先后派代表齐世英、顾韩野、姚觉悟、曹四笏等与救国会常委会谈。他们的谈话几乎如出一辙,即要求救国会听从政府指挥,与政府合作抗日。阎宝航每次同他们会谈,都坚持说,只要政府出兵抗日,救国会和我个人愿作前驱,结果对方的回答都令人哭笑不得,在谈话难有结果?后,政府代表皆悻悻而去。汪精卫、蒋介石也都派人来过救国会。他们要求救国会把活动限制在他们允许的范围内。事实上,救国会的抗日活动,不但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连与救国会有着密切关系的后援会会长朱庆澜也没有放过。南京政府曾接受他人控诉,以朱办事不公、肥己发财为由,由立法院派人调查处理。1932年9月,张学良曾提醒过阎宝航、王化一,南京方面已注意到救国会,要格外小心。
救国会是得到张学良的默许和支持下成立的东北民众救亡团体,其主要成员多是张学良知交故旧。尽管南京政府不喜欢它,也难以取消它。正如阎宝航自己说的那样,国民党不喜欢人民抗日,也不喜欢一个与张学良有关系的政治团体继续活动下去。为此,他们千方百计地对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进行破坏活动。
1933年5月,日军飞机频繁在北平上空盘旋恫吓。北平的达官显贵惶惶不可终日。在日军的威逼之下,盛传当局将以牺牲东北换取华北暂时苟安为条件,拟签订卖国条约“塘沽协定”。{1} 5月24日,救国会遂派常委阎宝航、王化一、霍维周、李梦醒为代表往谒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2},黄郛派秘书赵某在丰泽园接见了王化一,声明决心不以东北作谋和之牺牲品。黄的秘书表示愿意代为转达救国会的意见。遂后救国会常委分工由王化一准备陈述材料,阎宝航起草致蒋介石、何应钦的公开信。
6月10日,救国会分别发表了给蒋介石、何应钦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阎宝航简练地概述了救国会两年来从事东北救亡的业绩,表达了为收复东北失地,任何牺牲在所不辞的决心,敦促蒋介石采纳东北流亡民众的正义要求。
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的要求和努力,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同情和接受。相反,华北当局对救国会的逼迫益加严酷。
6月17日,发生了救国会常委、政治部副部长霍维周被暗杀的事件,对救国会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霍维周是东北青年党领导人之一。九一八事变前任冯庸大学教授。入关后,在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发展党员。1933年春,霍维周得知青年党头目曾琦、李璜与日人勾结,接受日本百万元巨款,作为反蒋活动经费,遂率三百余名青年党员,登报声明脱党,同时揭发了曾琦等通敌的罪行。青年党头目遂支使党徒对霍维周下了毒手。那天上午,霍维周乘坐一辆黄色车行至西四南大街,被人从后面射中头部而死,年仅32岁。
在救国会政治部,霍维周是阎宝航最得力的干将和助手,对于他的死,阎宝航和救国会常委们都悲痛万分,高崇民抚棺痛哭几至昏厥。阎宝航亲自撰祭文悼念霍维周。人们由此提醒阎宝航注意安全。
救国会自成立之日起,便成为日本特务和国民党当局所注目的对象,常委们的安全也大成问题。阎宝航和常委们的家住地附近,常有不三不四的人活动。救国会办公处也时时受到威胁。阎宝航的家住在北平比较偏僻的东厂胡同。他平时忙于救亡工作,经常不回家,只靠高素桐带着孩子们小心度日。有一天夜里,高素桐忽然发现有一人从大墙跳到院子里。她急中生智,高声呼叫厨师赶快起来。那人影慌忙逃走。天亮时才发现,昨夜闯进来的人丢在他家的一把菜刀。又有日本特务机关企图对救国会进行破坏的情报传来。张学良闻讯,通知救国会人员要提高警惕,并赠常委每人一支自来德手枪用以自卫。同时加强了对救国会及其领导人的保护措施,成立救国会警卫班,便衣保护救国会负责人员。不过,阎宝航这时所关心的问题并非完全是个人安危,而是救国会前途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