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1)
《英雄无名阎宝航》八 东北国民外交协会常务主席(1),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1929年春，阎宝航经莫斯科回国到达沈阳。东北及沈阳各界朋友、知名人士、夫人高素桐携长女阎明诗齐聚站台接迎。
火车停下来了，阎宝航与众人热烈打招呼，欲行下车，这时有人高喊：“快，请众人站好，摄影留念！”于是阎宝航站在列车上与站台迎接的夫人和众人合了影。
阎宝航走下车，高兴地抱起大女儿：“明诗长大了！”然后又对高素桐说：“家里都好吗？小丹麦好吗？”
令阎宝航感到惊奇的是，高素桐竟操英语回答他的问题：“Yes，好，丹麦好，都好。”
当时在场的人同时鼓起掌来。
1929年1月10日，就在阎宝航从欧洲回国途中，沈阳{1} 大帅府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张学良下令枪杀了张作霖的老臣、亲日派代表人物杨宇霆和常荫槐，引起了社会各方面不小的震动。张学良除掉心头之患，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
阎宝航刚刚回到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同他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
普莱德对他说：“我已完成了在中国沈阳基督教青年会的使命，择日即将回国，我受美国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托，将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之职正式交给你。”阎宝航说：“沈阳基督教青年会是美国青年会主办的，总干事之职历来由美国、丹麦友人担任。我是中国人，如何能担当得起！”普莱德说：“基督教青年会是世界的，既是美国的，也是中国的，总干事非先生莫属了，我是相信你的，这是上帝的意旨，请不必推辞。”这个一向由西方传教士所担任的职务，就这样第一次让给了中国人。
普莱德在启程回国之前，阎宝航陪同普莱德去拜望张学良将军。张学良高兴地会见了他们，并同他们亲切地交谈，最后设便宴款待。
阎宝航提前回国，张学良表示非常高兴。他说：“东北在红白帝国主义的包围中，希望玉衡兄努力对外，襄助其事。”他明确地告诉阎宝航，他正在指令外交处长王家祯负责组织一个由东北知名人士组成的代表团，准备参加在日本召开的太平洋国际会议。使阎宝航感到奇怪的是，张学良这次谈话主要集中在中东路问题上。张学良说，中东铁路{2} 在名义上是中苏共管，实际控制权却掌握在苏联手中。他还说，收回中东路主权是先大帅未完成的大业，理应由他来完成。当时阎宝航对中东路的情况不甚了解，他的注意力仍然是日本的态度。所以他请张学良谈谈日本人的最新动态。张学良说，日军在增兵山东青岛后，在美英等列强的压力下，被迫撤军，并声明承认中国国民政府。田中内阁因“皇姑屯事件”受到反对派的攻击，摇摇欲坠，不久倒台。新内阁对中国则采取观望态度，外相、代首相币原喜重郎受国际条约的约束，推行对华友善政策。日本对东北当局那种不可一世的气焰多少有些收敛。阎宝航当时虽然对张学良收回中东路的主张有看法，但由于普莱德在场，未加辩论，也不宜深谈便告辞了。
这年5月，东北发生了令阎宝航意想不到的事情。
5月27日，哈尔滨特区警务处长米春霖接到密报，共产国际于当日下午2时在苏联驻哈领事馆开会。特区长官张景惠立即派武装军警将领事馆包围，并进行搜查，共逮捕苏联驻沈阳总领事库兹内佐夫等39人。同时扣压了大批文件。海参崴苏联当局对此提出抗议，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苏方人员，否则将采取报复行动。
究竟怎样认识红色苏俄，怎样处理和他们的关系，这件事将如何发展，这是当时东北上下最关心的话题。阎宝航却想起了张学良和他说的关于收回中东路的那次谈话。他敏锐地将这次行动同收回中东路联系在一起，莫非汉卿真的要收回中东路？
自从上次同张学良谈话后，阎宝航开始细心地了解有关中东路方面的情况与资料，对中东路的历史和现状有了一些了解。不过，这个时候，阎宝航却处在犹豫和彷徨之中。他虽然认为张汉卿收回中东路是爱国行动，但在目前局势下与苏联发生摩擦不是明智之举。
阎宝航还了解到，早在东北易帜前，张学良就试探性地采取了一些措施。他紧急命令张景惠强行接收了东铁在铁路沿线所设的电话、电信局，路局苏方负责人对此并无反对表示。代表苏方权益的苏方理事们的态度也较和缓。接着，张学良又授意中东路督办吕荣环要求苏方把铁路利润款项由存在苏远东银行，改为远东银行和中国银行各一半。同时要求东省特别区教育经费由中东铁路提供。对此，苏方均全部照办。于是，便有一些俄国通、美国通、英国通开始鼓动张学良对苏动手，收回中东路权。在民族主义的鼓动之下，阎宝航当然也赞成张学良收回中东路权的决策。
但是，阎宝航认为，收回中东路权，中苏必有一战，这将是一个难以预料的结局。他不认为中苏开战是上策。他认为日本当局气焰收敛只是暂时的现象，日本对中国东北的野心不会就此消失。因此，对日不能放松警惕。在武力收回中东路时，必须考虑到日本人，防止被其抄后路。从这个意义上说，对苏一战，最好不要进行。他产生了造访张学良陈述个人见解的想法。
为了说服张学良，阎宝航找到一位深为日人所嫉恨的人物——杜重远。杜重远早年留学日本，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熏陶，提倡实业救国，他认为，列强之强，在于实业发达。中国之弱，在于实业不振。遂在留日期间，专攻窑业。1923年回国后即创办陶瓷工厂，其目标就是抵制日产陶瓷，打破了日本人独占辽宁陶瓷产品市场的局面。日本帝国主义者早就对他既恨又怕，软硬兼施，百般拉拢威胁，杜重远不为所动。早在留日期间，他就是一位参与反日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积极参加并组织了在东京的东北籍留日学生举行收复旅顺、大连的示威游行。后又派留学生回国，组成“收复旅顺、大连宣传队”，向当局促请北洋军阀政府收回旅大。1927年4月，杜重远以奉天总商会副会长的身份，组织领导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临江设立领事分馆的斗争，并怒斥日本记者的无理纠缠，继续从事反对日本侵略、抵制日货的斗争。1928年12月，为反对省长公署增加警捐税法，杜重远和高崇民领导全市商民抗捐，取得胜利。奉天当局迫于日本的压力，解除其沈阳总商会副会长职务。东北易帜后的1929年，沈阳总商会实行改组，分别成立工会、商会、农会三大组织，杜重远被选为工会会长，同时兼任张学良司令长官公署秘书，襄助处理对日交涉问题。张学良认为，杜是一个年轻有为不可多得的人才，大加赞扬，此后与他往来不断。阎宝航留学归来，便听到不少杜重远挺身反日的消息，深为他的民族大义所感动，曾亲往杜开办的肇新窑业公司与其谈论局势，交流看法。阎宝航决定和杜重远一起去见张学良，期望收到更好的效果。当然，阎宝航还走访了新任农会会长高崇民和沈阳商会副会长卢广绩等。他认为他们都是可以借重的人物。
经过交谈，阎宝航和杜重远的看法完全一致，他们认为，苏联的军事力量不可轻视。北交苏俄东拒日帝乃为上策。
张学良在听完他们的意见后说：“先大帅在北京闯进苏联驻华大使馆逮捕共产党李大钊，苏联并未做出任何反应，我认为他们是无力做出反应。”阎宝航笑道：“先大帅处理李大钊一案时的苏联，与现在解决中东路问题的苏联，不可同日而语。先大帅背后有英、日等国支持，同时，苏联国内形势不好。现在苏联经济复苏，实力增强了。”杜重远接着说，更重要的是要提防前门驱虎，后门进狼！张学良笑道：“英雄所见略同。辅帅也是这样劝过我。防止日本人抄后路，这一点我接受，不知二位有何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