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1)
《英雄无名阎宝航》五 新思想、新文化的洗礼(1),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1920年，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普莱德推荐阎宝航到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做练习干事，这一年是他在政治上大开眼界的一年，得到很大锻炼。
当时，刚刚受到“五四”运动洗礼的北京，仍然笼罩在反帝反封建的浓厚气氛之中，思想相当活跃，特别是一些青年学生勇敢地冲破种种阻挠，开展爱国民主活动。阎宝航利用做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练习干事的机会，以极大的兴趣广泛接触北京各大学的爱国学生，受到深刻影响。
1921年初，阎宝航结束了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实习生活回到奉天。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普莱德正式聘他为学生部干事。他充分利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条件，积极开展各项社会活动，显示出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的非凡才干。
“五四”运动掀起新文化的浪潮，也波及了古老的沈阳，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共鸣。1921年，阎宝航联络青年郭刚、张泊、朱连生、高子升、吴竹村、何松亭、巩天民等在青年会办起了一个“星期三会”，参加“星期三会”的人于每周三集会研讨，提倡民主科学。在形式上阅读国内最新出版的白话文书刊，反对文言文的线装书刊。在内容上赞成新科学反对旧礼教，赞成自由思想反对宗教迷信，赞成自由恋爱反对宗法家庭，提倡民主自由反对政治专制，提倡民族独立反对异族侵略，提倡新思想反对旧道德。阎宝航组织的这个“星期三会”，是东北地区第一个“新文化运动”团体。
1924年春，受孙中山派遣，朱霁青来到东北，联络老同盟会员高崇民、梅佛光、钱么莱、马愚忱、宁武等人。朱霁青早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为中华革命军东北军第一师师长。这年初，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孙中山主持下，把旧三民主义修改为新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朱霁青来东北就是发动宣传孙中山的革命理论。他向高崇民、梅佛光等人建议，应在东北筹建一个学术研究团体，以研究孙中山的理论。高崇民、梅佛光除联络老同盟会会员外，还联络了阎宝航、陈得新、杜重远、韩乐然、安怀音、邵晋阶等人。1924年夏，“启明学社”在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成立，高崇民被推为会长。学社还创办了《启明旬刊》，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救国主张。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一个手持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介绍信的以美术家身份出现的人，来找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阎宝航，他就是韩乐然。
韩乐然，朝鲜族人，是我国朝鲜族最早的共产党员。毕业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后赴法国巴黎美术学院深造。他表面上是以美术家身份为掩护，实际上是通过任教和办油画展览活动，受党中央派遣来东北筹建党的组织的。阎宝航热情地接待了他，并支持他成功地举办了个人画展。随后，阎宝航和省教育学会王化一又支持他在南关风雨坛附近民房建立奉天第一所私立美术专科学校，招收学生，讲授绘画艺术，扩大了影响；同时，也为韩乐然联系了文化界人士为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韩乐然在奉天期间，一直住在基督教青年会宿舍，阎宝航给其良好热情的照顾。在这里，韩乐然接触最多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阎宝航，一个是苏子元。
苏子元临时在设于青年会的青年事务所工作，与韩乐然成为朋友。当梅佛光请苏子元参加“启明学社”组织时，苏子元征求韩乐然的意见，韩认为该组织表面上是文化团体，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外围组织，它联系的对象大多是奉天的文化界知名人士，我们可以利用该社的声望，在青年中开展工作。苏子元参加该社之后，担任该社主办的《启明旬刊》校对与发行工作。在这期间，一直和苏子元保持良好关系的阎宝航除了参加“星期三会”的活动外，还为帮助苏子元扩大发行《启明旬刊》做了不少努力。
由于阎宝航特别热心组织对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学习和研究，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发生了普莱德意想不到的变化。这里差不多已经成为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掩护革命者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1922年，阎宝航开始购买《向导》、《新青年》等书刊在青年会会员中传阅。一些文化团体成员在这里参加活动后便争先阅读这些书刊。1923年春，青年会干事郭刚赴广州开会回来，带回一些有关马列主义和关于社会主义思潮的进步书刊，其中有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列宁传》、列宁的《十月革命的成功与困难》和一些反官税，反宗教，反不平等条约的小册子等。阎宝航在“星期三会”里，同高子升、吴竹村、郭纲、何松亭、巩天民、苏子元等一起阅读和讨论。这是阎宝航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和革命思想。
青年事务所的苏子元受到了韩乐然的重视。韩乐然是以上海基督教青年会的关系作掩护来沈阳开展建党工作的。奉天基督教青年会学生部干事阎宝航的热情接待和帮助，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他认为，阎宝航毕竟是与外国传教士有密切关系的人，同时又同大军阀张作霖父子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溜以在发展党员时，只是对阎宝航给予了审慎的关注。他的工作重点主要放在苏子元、郭纲这些人上。后来，他对阎宝航的看法逐渐有了改变。他看到，由于这位学生部干事的工作，使基督教青年会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不但支持一些社会进步团体的活动，而且他同国民党的外围组织也有着密切关系。由于他的积极态度，基督教青年会几乎成了新思想、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阎宝航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党应加强对于他的帮助和考察。
1924年至1925年上半年，韩乐然指派郭尊山（即郭纲）、苏子元向阎宝航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党的主张。他自己有时也和阎宝航唠唠家常，评议时政。也正是在同他们的交谈中，阎宝航进一步了解到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也初步地认识到帝国主义、军阀相互勾结的本质。这一时期，他虽然仍在关照贫儿学校的发展，但他的主要精力则是用在新文化的社会活动方面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研讨上。阎宝航在同共产党人的交往中，视野逐渐开阔。
1925年春，任国桢受中共北方区委负责人李大钊派遣来到奉天，从事建党的工作。任国桢居住的大南门里文华阁纸庄，距奉天基督教青年会不远，他常去那里看书看报，寻找关系，接触群众。在这里，他很快结识了苏子元。并通过苏子元同韩乐然取得了联系。这样，共产党员在这里同心协力培养骨干力量，为在奉天建立党组织积极工作。据苏子元回忆，韩乐然和任国桢当时在一起确实讨论过阎宝航作为党的发展对象问题。最后他们一致认为，对这位特殊人物，还是应该抱积极慎重态度，要通过实际斗争的考验。
1925年5月15日，上海日本纱厂工人为抗议日本资方无理开除工人举行罢工时，日本资本家竟开枪打死工人顾正红并枪杀工人十余名。5月30日，上海各校学生两千余人在公共租界里举行集会时，英国巡捕开枪射击，当场打死十余人、伤十人、捕数十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上海各界人民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市、罢课斗争，愤怒声讨和谴责帝国主义惨杀我同胞的血腥罪行。消息传出，一个谴责英日帝国主义的罪行，支援上海人民的运动，迅速在全国开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