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节：罗家伦：被政治消磨去了五四光芒(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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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说，五四运动核心关注在于"外争国权"，打倒帝国主义，"内除国贼"，打倒军阀势力；标榜科学、民主，因此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他也提出五四运动的三阶段论：认为五四第一阶段是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第二阶段是新文化运动，解放人民思想；第三阶段则是爱国运动。

罗家伦指出，五四游行当天，虽然攻进曹汝霖住宅，殴打章宗祥，二十三名学生被捕后获释，毕竟属于小规模冲突。也是因为爱国学生觉得，和约问题并未解决，亲日政客也未打倒，必需再接再厉，才有六三继续游行示威，北洋军阀逮捕千余游行群众，引发全国公愤，上海、天津等地陆续响应罢课、罢市，阻止巴黎和约签字，让亲日政客下台免职，才初步达到爱国运动的目标。

为声援罗家伦，国民党多次邀胡适回国讲学，胡适说，五四就是青年的爱国运动，强调自由思想，抵制教条主义、刻板主义。

面对中共提出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带领五四之前文学革命思潮，李大钊带动学生共产主义信仰与行动的宣传战，乃至于鲁迅等人在文学创作上的冲锋效果；国民党政府被迫必须肯定胡适等人的历史定位与发展新文学、新文化的努力，方能与对岸相抗衡，解决五四是否是由共产党领导的重大问题。所以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以及文学解放的观点，被国民党重新赋予极高的评价。

事实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虽然发动并参与五四学生游行，被当作五四精神导师的胡适，却是彻彻底底反对罢课抗争的"复课派"，他一度批判学生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不经济"，让原先新文学运动的思想运动，意外触发了政治运动。受到胡适的影响，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在五四后迅速退出抗争，罗家伦甚至批评，继续发动罢课是"失败、无聊"，力主大学生应该把精力放在校园学术、西方科学新知的研究上，避免介入社会运动。因此《新潮》这种转向探索西方现代科学，只钻研学问，不问外事的退缩、保守态度，长期以来遭左派与共党人士严厉质疑批判。

在这场两岸的五四定位论战中，罗家伦的角色不过局限于协助蒋介石在五四主导权之争上，争取发言地位罢了。反倒是与胡适的密切关系，使罗家伦成了为蒋介石传话、拉拢胡适的重要人物。1951年间，《自由中国》与国民党、两蒋因"政府不能入民于罪"一文发生摩擦，几乎到逮捕、查禁的地步，罗家伦曾衔命赴美与胡适沟通，劝说胡适不要继续担任《自由中国》发行人。

精神透支过世书画珍品捐赠故宫

1967年，记忆力急遽衰退，身体转趋虚弱，毕生相信科学的罗家伦，虽然无法接受脑功能衰退的诊断结果，以及需要更多时间休养的医师建议，无可奈何下还是决定退休，于山明水秀的台北外双溪静养。国史馆馆长由复旦公学的同学黄季陆取代，党史会职务也在年底一并移交黄季陆；中国笔会会长则在次年交给林语堂。

不过罗家伦退休后健康不见好转，几近神智不清，友人形容，向来精明的罗家伦连盆栽与画作都无法分辨，几乎整天在病床上度过。

1969年12月25日，罗家伦因肺炎、血管硬化并发，病逝台北荣民总医院，享年七十二岁。一生重要著作有《科学与玄学》、《新人生观》、《文化教育与青年》、《新民族观》等。

罗家伦葬于台北阳明山第一公墓十二区，墓道正面刻有蒋介石所题"学渊绩懋"挽词，家属与学生并将罗家伦于1934年亲笔所书的"玉门出塞"歌词刻在墓旁石碑上，以为纪念。

罗家伦生前与张群、王世杰等约定，愿将个人收藏的明末书画捐赠台北故宫，1976年3月，罗家伦遗孀张维桢在美国托国民政府驻纽约总领事夏功权，将八大山人《山水轴》、石涛《自写种松图小照卷》、《诗画舍装卷》、石溪《岩穴栖真轴面壁图轴》携回台，赠送故宫博物院。其中《诗画舍装卷》中的《海宴河清册》最珍贵，这是石涛为康熙南巡特别进御的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