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重要理论思潮和文论家研究

《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第一节重要理论思潮和文论家研究,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20世纪被誉为批评的世纪，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各种思潮、各种流派杂然纷呈，相互交织；不同观点、不同方法争奇斗艳，各领风骚。象征主义、印象派、意识流、表现主义、存在主义、荒诞派、黑色幽默，以及结构主义、形式主义、新批评、符号学、叙事学、精神分析学、新历史主义、接受美学、后结构主义、后女权主义、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文学伦理学等，它们或多或少对我国的文学及文化研究产生了影响。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影响并不都是正面的、积极的，比如某些“后主义”，其所造成的负面效应必须引起注意。

“后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对意识形态的“淡化”（或谓“终结”）。而这说穿了只不过是冷战一方的淡出（或终结）而已，客观上顺应了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

“后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1973年，美国学者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中明确指出美国等西方国家已经进入后工业时代。在他看来，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征首先是服务型、资本型经济取代生产型经济，其次是控制技术、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此外，在贝尔看来，迄今为止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主要由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构成。这些观点不久即演变成了轰动一时的所谓《大趋势》（1982）或《第三次浪潮》（1984）。此外，贝尔早在1960年就开始主张淡化意识形态，认为意识形态对峙犹如传统殖民方式，正明显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即便白宫并未从一开始就接受贝尔的意见，但是到了80年代，美国政府明显开始两条腿走路，即在保持军事和经济优势的同时，有意放松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为冷战时期乃至60年代的内部矛盾（如在越南战争、代沟、学潮等问题上的对抗）和70年代的反共政策蒙上了面纱。

奇怪的是这些带有“未来学”色彩的理论虽然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登陆我国，且颇为一些人所津津乐道，但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建立自己的“未来学”（即以我为主、从我出发，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位作指导，立足现实、背靠历史，并在有关学科的微观研究和科学预测的基础上，对未来进行更为宏观的战略研究）。再者，上述美国学者虽然不把马克思主义挂在嘴边，但基本方法却是唯物主义的，其主要思想观点也基本建立在经济基础和生产力发展的诉求上。这不是很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吗？

总之，西方社会的发展及贝尔等人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为后现代主义的风行创造了条件。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政府全面接受了贝尔等人的思想，在“淡化”意识形态、加强跨国资本运作的同时，开始实施“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当时日本正沾沾自喜地发展传真机。然而，以互联网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一日千里，不仅迅速淘汰了传真机，而且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利润奇迹，并使世界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地球村”。

与此同时，法国学者利奥塔于1979年发表了《后现代状态》一书。他从认知的多元性切入，夸大了认识的相对性，并由此阐述了后工业时代文化的无中心、无主潮特征，从而引发了后现代主义热潮。就西方文化而言，从古代的神话传说、歌谣史诗到近代的人文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和现代主义，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文学或文化主潮（用我们的话说是主旋律）。而后现代文化的特征恰恰是多元并存，在利奥塔看来，无所谓谁主谁次、谁中心谁边缘。于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法国学者德里达、雅克·拉康、福柯和美国耶鲁学派的德曼、米勒、布鲁姆和哈特曼等几乎同时对以语音（逻各斯）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为核心的传统认知方式发起了解构攻势。于是解构主义大行其道。解构主义也称后结构主义，它是针对结构主义而言的，是对结构主义的扬弃。

于是，解构、消解、模糊、不确定这样一些概念开始大行其道，从而否定了认识和真理的客观性，从而导致绝对的相对性取代了相对的绝对性。

相对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具有强大的意识消解作用。如果说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是：（一）认为真理是可以认识的；（二）认为现实是可以表现的，并致力于探索各种形式。那么，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特征则表现为：（一）真理是不存在或不确定的；（二）认识是破碎的，即碎片化的、不断变化的、难以捉摸的。由于后现代主义没有统一的定义，也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一般的理解只能建立在其主要倾向上，比如它们大都是虚无的、极端的和否定性的，并且普遍具有非中心化、反正统性，和强调不确定性、非连续性和多元性的特征。

然而，一方面，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不完全受制于生产力和社会发展水平。而且文学大都来自作家的个体劳动，所面对的也是作为个体的读者，因此是一种个人化的审美和认知活动，取决于一时一地的作家、读者的个人理智与情感、修养与好恶。但另一方面，无论多么特殊，文学又毕竟是一种意识形态，终究是时代、社会及个人存在的反映。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文学（从最初的神话传说到歌谣或诗，从悲剧、喜剧、悲喜剧到小说）体裁的盛衰或消长印证了这一点；以个案论，也没有哪个作家或读者可以拽着自己的小辫离开地面。但是，文学的个性体现却是逐渐实现的（由集体经验或集体无意识向个性或个人主义转化）。在西方，在古希腊文学当中，个性隐含甚至完全淹没在集体性中。从古希腊神话传说到荷马史诗乃至希腊悲剧，文学所彰显的是一种集体意识。个人的善恶、是非等价值判断是基本看不见的。神话传说不必说，在荷马史诗中，雅典人和特洛伊人之间并不存在谁是谁非的问题。帕里斯带走了海伦，阿伽门农发动战争，但无论是帕里斯还是阿伽门农，都是大英雄，基本没有谁对谁错、谁好谁坏、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在古希腊悲剧中，比如三大悲剧作家笔下，个性和价值观也都是深藏不露的，甚至是稀释难辨的。如果有什么错，那也是命运使然。俄狄浦斯没有错，他的父亲母亲也没有错，他们是命该如此，而一切逃脱命运的企图最终都成为实现命运的条件。因此，当时关注的焦点是情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用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讲情节，而且认为情节是关键，位居悲剧的六大要素之首，然后才是人物、语言、性格、场景和唱词。

古罗马时期，尤其是在以基督教文化为核心的善恶观确立之后，西方取得了相对统一的世界观，而这种世界观几乎贯穿了整个中世纪。作家的个性和价值取向一直要到人文主义兴起才开始凸现出来。是谓“人文主义的现实主义”。到了浪漫主义时期，作家的个性得到了空前的张扬，甚至开始出现了主题先行、观念大于情节的倾向。正因为如此，相对于席勒的观念化倾向，马克思、恩格斯十分推崇情节与内容完美结合的“莎士比亚化”。但主题先行的倾向愈演愈烈，许多现代派文学作品几乎成了观念的演示。情节被当作冬扇夏炉而被束之高阁。于是文学成了名副其实的传声筒及作家个性的表演场。因此，观念主义、形式主义、个人主义大行其道。

与此同时，文学主观空间恰好呈现令人困惑的悖论式发展态势。一方面，文学（包括作家）的客观空间愈来愈大（从歌之蹈之的狭小区域逐渐扩展至整个世界），但其主观空间却愈来愈小。比如文学（尤其是人物）的视野从广阔的外在世界逐步萎缩到了内心深处。也就是说，荷马时代的海陆空间逐步变成了卡夫卡式的心理城堡。而今，互联网的虚拟空间又迅速取代了这个心理城堡，从而使人与人的交流变得更加困难。每个人都在自说自话，从而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狂欢景象。表面上人言啧啧，但实际谁也听不见别人的真实心声。犹如身处高分贝噪音之中，无论你如何扯着嗓门喊叫，也无法使别人听到。这就是说，一方面世界变成了“地球村”，但另一方面人与人的关系愈来愈冷漠。生活越来越依附于物质，而非其他。竞争取代了互助。这在农牧社会即前工业时代是不可想象的。人与人的关系发生了质变。文学中，“小我”取代了“大我”。

当然，文学终究是复杂的，它是人类复杂本性的最佳表征。就拿貌似简单的“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个老命题来说，我们所能看到的竟也是一个复杂的悖论，就像科学是悖论一样。比方说，文学可以改造灵魂，科学可以改造自然。但文学改造灵魂的前提和结果始终是人类的毛病、人性的弱点；同样，科学改造自然的前因和后果永远是自然的压迫、自然的报复。因此，无论是文学还是科学，都常常自相矛盾，是人类矛盾本质的鲜明体现。文学的灵魂工程恰似空中楼阁，每每把现实和未来构筑在虚设的过去。问题是：既有今日，何言过去？用鲁迅的话说是“人心很古”。科学的前进方式好比西绪福斯神话，总是胜利意味着失败，结果意味着开始，没完没了。问题是：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用恩格斯的话说，“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总是导致“自然界的报复”[2]；胜利愈大，报复愈烈。

我们不妨以生态批评为例，来说明问题的复杂性。生态批评确实对生态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这毋庸讳言。但极端的环境保护主义就未必具有普世效应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于1982年在诺贝尔奖领奖台上说过这么一番话：当欧洲人正在为一只鸟或一棵树的命运如丧考妣的时候，两千万拉美儿童，未满两周岁就夭折了。这个数字比十年来欧洲出生的人口总数还要多。因遭迫害而失踪的人数约有十二万，这等于乌默奥全城的居民一夜之间全部蒸发。无数被捕的孕妇，在阿根廷的监狱里分娩，但随后便不知其孩子的下落和身份了……[3]马尔克斯的这番话置于今天也难说过时。可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重要的是保证人的生存：一种近乎文明的体面生活，也即发展权问题。想当初伦敦不就是因为工业革命而成了雾都吗？可现如今由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温室气体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从而一方面把高能耗、高资源消耗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另一方面又指责后者的能源消耗及温室气体排放过多。近年来，欧美的一些人文学者甚至对发展提出怀疑和否定，这更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饱汉不知饿汉饥的极端姿态。但反过来说，没有节制的开发肯定是一种明知故犯：对人对己对未来的犯罪。

世界就是这么矛盾和莫衷一是。同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文化研究所在2002年6月27日被正式撤销被一些人说成是“多元文化的终结”，而事实上世界正在进入前所未有的跨国狂欢时代：不同声部、不同色彩融会化合，不分主次，不分你我，或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近年来我国的文学创作和批评不也是如此吗？老的、新的、土的、洋的，杂然纷呈。尤其是近年兴起的网络文学和博客写作，更是五花八门、令人目眩。由此，与英国最具盛名的布克奖（Booker）并列，又出现了博克奖（Bloger），以奖掖方兴未艾的网络文学。

其次，代表本土利益的第三世界作家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这个跨国公司时代的狂欢当中。那些所谓的后殖民作家，虽然生长在前殖民地国家，但他们的文化养成和价值判断未必有悖于西方前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像近年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加勒比作家沃尔科特、奈保尔和南非作家库切，与其说是殖民主义的批判者，不如说是地域文化的叛逆者。沃尔科特甚至热衷于谈论多元文化，说那些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作家是犬儒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4]

这往往会使我们联想到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说法。在歌德看来，世界文学的远景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各民族文学并存交流的美好的、和谐的图景。而歌德恰恰是在读了《好逑传》《花笺记》《玉娇梨》等清代小说或者还有印度的《沙恭达罗》等之后，大受启发，认为人类感情的相通之情远远超过了异国之理。然而，马克思不相信这种盲目的乐观主义态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和描绘过垄断资本主义，认为“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5]如今，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而且这个世界市场网的利益流向并不均等。它主要表现为：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化”或“西方化”，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或跨国资本化”。据有关方面统计，20世纪60年代以降，资本市场逐渐擢升为世界第一市场。到90年代后期，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六百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一百倍；全球金融产品交易总额高达两千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总额的七十倍。[6]其中的泡沫显而易见，利益流向也不言而喻。此外，资本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思想，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凡此种种，极易使第三世界国家陷入两难境地。逆之，意味着失去发展机会；顺之，则可能被“化”。

可见，全球化和多元文化并不意味着平等。它仅仅是文化思想领域的一种狂欢景象（多数后现代主义者甚至是以反对西方制度或西方文化传统为初衷的），很容易让人麻痹，以为这世界真的已经自由甚至大同了。而这种可能的麻痹对谁最有利呢？当然是跨国资本。虽然后现代主义留下的虚无状态不只是在形而上学范畴，其怀疑和解构却明显具悲观主义，甚至虚无主义倾向已经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客观上造就了跨国资本主义时代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及文学的多元性和发散态势。而整个后现代主义针对传统二元论（如男与女、善与恶、是与非、美与丑、西方和东方，等等）的解构风潮恰恰顺应了跨国资本的全球化扩张：不分你我，没有中心。于是，网络文化推波助澜，使世界在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和个人主义狂欢面前越来越莫衷一是。于是，我们很难再用传统的方式界定文学，回答文学是什么这个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借用昆德拉关于小说的说法，或可称当下的文学观是关乎自我的询问与回答。这就回到了哲学的千古命题：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不过哲学的这个根本问题原本是指向集体经验的，而今却越来越局限于纯粹的个人主义或个性化表演了。

但与此同时，我国作为全球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尽管代价不菲），又必须坚定地捍卫全球化和多边主义，否则就会断送来之不易的发展机遇。于是，同心圆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由习近平总书记适时提出。

以上只是当代文学文化景象的大而化之的一种概括，实际要复杂得多。与此同时，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创作界，高扬主旋律、孜孜拥抱现实主义传统的还大有人在。历尽解构，从认知到方法的重构也越来越为学界所期待。再说生活是最现实的；跨国公司在全世界取得的业绩和利润也是实实在在的，一点都不虚幻。比尔·盖茨们才不管那些玄而又玄的理论呢，尽管这些理论如何违背初衷并客观上不同程度地帮了他们的忙：消解传统认知（包括经典）及其蕴含的民族性与区域或民族价值与审美认同。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传统殖民方式已经难以为继，而业已完成资本的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的帝国主义正以跨国公司的形式，即所谓“全球化”对第三世界实施渗透和掠夺。因此，前面的这些理论大都朝着有利于跨国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模糊意识形态，消解民族性。这些思潮首先于20世纪80年代对苏联东欧产生了影响：导致了文化思想的多元，意识形态的淡化以及随之出现的新思维，等等。90年代以来，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所带来的虚拟文化又对上述“后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或者从某种意义上说，美国于90年代实施的信息高速公路战略多少包含着贝尔等人对于世界发展态势的估量。像“人权高于主权”以及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只有在资本完成了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并实行国际垄断的情况下才可能提出。

此外，在全球化时代，在“去精英化”的大众消费时代，在人类从自然繁衍向基因工程和AI实验、从自然需求向制造需求转化的时代，文学及所有人文工作者任重道远：是听之顺之、随波逐流呢，还是厚古薄今地逆历史潮流而动？马克思对此早有回答。马克思深谙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的必然环节，却并不因此而放弃站在代表未来社会发展的要求和大多数人的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合理性。也就是说，存在的并非都是合理的。这应该是人文学者的一个起码的共识，也是经典重构、学术重构、价值重构的基本前提。

然而，“后主义”的喧嚣和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世界变成了众声喧哗的自慰式狂欢。其中的极端个人主义、极端虚无主义、极端相对主义模糊蒙蔽了不少人的视域。从这个意义上说，站在中国学者的立场上重新梳理有关流派思潮、观点方法无疑是十分必要的。如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相继出现了大量综合性成果。就数量而言，虽不能说是汗牛充栋，但确实也到了难以尽述的地步。值得一提的有袁可嘉先生发表于80年代的《欧美现代派文学概论》（2003）、张隆溪的《20世纪西方文论述评》（1986）、盛宁的《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1997）、王宁的《超越后现代主义》（2002）、聂珍钊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2014）、程正民和童庆炳主编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2012）、傅其林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2017），等等。

限于篇幅，本书只能展示其中一部分流派思潮、作家作品的中国接受与批评。

一叙事学在中国

国内外对于叙事结构和技巧的研究均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在采用结构主义方法的经典叙事学（叙述学）诞生之前，[7]对叙事结构技巧的研究一直从属于文学批评、美学或修辞学，没有独立的地位。当代叙事学于20世纪60年代首先产生于结构主义发展势头强劲的法国，但很快就扩展到其他国家，成为一股独领风骚的国际性叙事研究潮流。经典结构主义叙事学将注意力投向文本内部和互文关系，着力探讨叙事作品的结构规律和各种要素之间的关联。众多叙事学家的研究成果使叙事研究趋于科学化和系统化，深化了对叙事作品的结构形态、运作规律、表达方式或审美特征的认识，提高了欣赏和评论叙事艺术的水平。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经典叙事学才开始引起国内部分学者的关注，出现了一些评介论文[8]和王泰来编译的《叙事美学》（1987）、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1989）等译著。在西方经典叙事学处于低谷的20世纪90年代，国内的经典叙事学翻译和研究则形成了第一个高潮。西方叙事学家著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书不断以译著的形式在中国的90年代出现，这些译著包括1990年面世的热奈特的《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1972/1983）和马丁的《当代叙事学》（1986）、1991年面世的里蒙-凯南的《叙事虚构作品：当代诗学》（1983）、1995年面世的巴尔的《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1977）等。与此同时，国内学者经典叙事学方面的研究论著纷纷问世，出版的专著包括徐岱的《小说叙事学》（1992）、傅延修的《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1993）、罗钢的《叙事学导论》（1994）、胡亚敏的《叙事学》（1994）、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1994）、董小英的《叙事艺术逻辑引论》（1997）、申丹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1998）等。采用经典叙事学来研究文学作品的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论文也明显增多。

20世纪90年代还出现了以杨义的《中国叙事学》（1997）为代表的本土叙事研究的热潮，旨在建构既借鉴西方模式，又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理论，或将西方的理论概念运用于对中国文学作品的分析。[9]学者们将西方的经典叙事学与我国的叙事研究传统相结合，取得了不少成果。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汉学家浦安迪在北大的学术演讲集《中国叙事学》（1994）和旅英学者赵毅衡的《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1991）在国内出版后，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02年开始推出“新叙事理论译丛”，所翻译的包括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代表作：苏珊·兰瑟的《虚构的权威》（1992）、修辞性叙事学的代表作：詹姆斯·费伦的《作为修辞的叙事》（1996）、多种跨学科叙事学的代表作：戴卫·赫尔曼主编的《新叙事学》（Narratologies[10]）（1999）、后现代叙事理论的代表作：马克·柯里的《后现代叙事理论》（1998），以及费伦和拉宾诺维兹合编的全面反映叙事学研究新进展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2005）。[11]这套译丛的出版对于我国学者将注意力转向后经典叙事学起了较大促进作用，越来越多的学者展开后经典叙事学的翻译、研究和应用，逐渐形成了经典叙事学和后经典叙事学互相促进、共同发展的良好态势。不少中国学者将注意力转向了文本与读者和社会历史语境的关联，但与此同时，形式审美研究仍然很受重视。

2004年12月，由漳州师范学院、《文艺报》报社、《文艺理论与批评》杂志社联合主办的“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在福建召开，会上的议题之一是经典叙事学与后经典叙事学之间的关系。会议论文集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于2006年出版。这次研讨会为我国叙事学研究者的定期聚会交流作了一个很好的铺垫。此后，国内又召开了若干次叙事学会议，开启了叙事学研究的高潮；其间出版的专著有申丹的《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2009）、傅延修的《中国叙事学》（2015）等，而同时期中国文学批评界运用叙事学方法研究古典文学的著述不可胜数。

二接受美学的中国接受

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接受美学在德国康士坦茨大学崛起并迅速在欧美产生影响之时，正当中国处在社会政治风云动荡的岁月，大批判运动所造成的“反文化”高压，窒息了任何正常的理论活动。直至新时期到来，正处于鼎盛期的接受美学也趁我国改革开放、思想解放以及文艺学美学方法论热潮进入了中国学术界视野。

接受美学的介绍起始于1983年，至20世纪80年代末都是接受美学的介绍、移植期。《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3期率先刊载了意大利学者弗·梅雷加利介绍接受美学的文章《论文学接收》（冯汉津译）。继而，张黎发表了《关于“接受美学”的笔记》（1983）；张隆溪的比较文学论文《诗无达诂》（1983）也将我国古代文论中的“诗无达诂”与接受美学、解释学相互阐释、相互发明，接着又发表《仁者见仁，智者见智》（1984）对阐释学、接受美学和读者反应批评作了概述；罗悌伦以《接受美学简介》为题摘要翻译了德国学者G.格林的《接受美学研究概论》（1985）；章国锋则在《国外一种新兴的文学理论——接受美学》（1985）中，较为细致地介绍了接受美学重要学者姚斯、伊瑟尔、瑙曼的理论。

紧跟理论介绍，理论翻译也迅速展开。周宁、金元浦翻译的《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作为李泽厚主编的“美学译文丛书”之一，于1987年出版，其中收入了姚斯的代表作《走向接受美学》和霍拉勃的《接受理论》。1988年，霍桂桓、李宝彦翻译的伊瑟尔的代表作《阅读活动：审美反应理论》（书名改为《审美过程研究》）出版。该书于1991年又经金元浦、周宁和金惠敏等翻译出版。1989年，刘小枫编《接受美学译文集》、张廷深编《接受美学》、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外国文艺理论研究资料丛书编委会编《读者反应批评》出版。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姚斯的《审美经验与文学解释学》、赫鲁伯的《接受美学理论》、斯坦利·费希的《读者反应批评：理论与实践》、瑙曼等的《作品、文学史与读者》也相继翻译出版。自此，接受美学在中国找到了一块极为相宜的文化沃土，在文学理论、古代文论、文学史、比较文学和翻译理论研究，以及文学教学、教育、艺术诸方向得到了多方位的发展。

随着接受美学的介绍翻译，理论研究也逐步深入。汤伟民的《浅议接受美学中的反馈思想》（1985），程伟礼的《谈谈接受美学及其哲学基础》（1986），朱立元的《文学研究新思路——简评尧斯的接受美学纲领》（1986），易丹的《接受美学：作品本体的毁灭》（1987），蚁布思、伍晓明的《接受理论的发展：真实读者的解放》（1988），金元浦、周宁的《文学阅读：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伊瑟尔审美反应理论述评》（1988）等论文，从不同角度对接受美学作了探讨。

1989年，朱立元的《接受美学》收入“新学科丛书”出版，并产生了广泛影响。金元浦是从当代解释学角度来研究接受反应理论的，他先后出版了《读者：文学的上帝》（与杨茂义合著，1996）、《文学解释学：文学的审美阐释与意义生成》（1997）、《接受反应文论》（1998）。

继出版《文学解读与美的再创造》（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2）、《读者反应理论》（1997）之后，龙协涛又在《文学解读与美的再创造》的基础上修订增补，出版了《文学阅读学》（2004）。

其他如张杰的《后创作论》（1992）剖析了作为审美对象的文学作品所具有的非自足性和读者审美创造的心理机制，以及读者与作品相互作用的具体过程和规律。丁宁的《接受之维》（1992）结合精神分析学来研究艺术接受的心理过程及其与文化机制的关系。谭学纯、唐跃、朱玲的《接受修辞论》（1992）从语言修辞角度研究文学接受。此外，出版的专著还有胡木贵、郑雪辉的《接受美学导论》（1989），马以鑫的《接受美学新论》（1995），林一民的《接受美学》（1995），谭学纯、朱玲的《修辞研究：走出技巧》（2004），廖信裴的《文学鉴赏探踪》（2005），刘月新的《解释学视野中的文学活动研究》（2007）等。胡经之、张首映的《西方20世纪文论史》（1988），周忠厚主编的《文艺批评学教程》（2002），赵炎秋主编的《文学批评实践教程》（2007）等诸多教材都列专章介绍“接受美学”。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1992）作为影响极其广泛的文科教材，则将“文学消费与接受”列为第五编，该编的内容实质上属于接受美学，而并没有把文学作为商品来讨论它的消费性。

西方接受美学对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影响，经历了中西文论相互比较发明到建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的历程。钱锺书完成于1983年的《谈艺录》（补订本）就将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诗无达诂”与西方接受美学相互比较阐释。此后，随着接受美学的译介，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视野来重新审视、阐释、整理中国古代文论，很快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

1986—1987年，叶嘉莹应《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之邀撰写“随笔”，其中，《从现象学到境界说》《作为评词标准之境界说》《张惠言与王国维对美学客体之两种不同类型的诠释》《三种境界与接受美学》等篇运用西方现象学、解释学、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理论作了探讨。1988年撰写的《对传统词学与王国维词论在西方理论之观照中的反思》又以西方解释学、符号学、接受美学对王国维词论作了别开生面的阐发。其后，结集为《中国词学的现代观》于1990年出版并引起很大反响。张思齐的《中国接受美学导论》（1989）是较早出版的阐述中国古代文论中接受美学思想的专著。徐应佩的《中国古典文学鉴赏学》（1997）讨论了鉴赏接受理论与实践，阐述了民族审美思维及规律。蒋成瑀的《读解学引论》（1998）从作者、文本、读者、语言四个环节，分别将中国古代以及近现代的阅读鉴赏理论与西方解释学、形式主义文论、接受美学相互对照、发明。

以上探讨催生了大量有关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接受或影响考辨，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三精神分析学在中国

众所周知，精神分析学批评（psychoanalytic criticism）在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界的影响，恐怕是任何其他学派都无法比拟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创始人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在20世纪世界思想史和科学史上的显赫地位，而且因为这一学派有着众多的实践者，也就是说，在文学理论批评界，有着一大批批评家自觉地运用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或从精神分析的视角对文学史上的一些老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见解，或对一些当代文学文本进行精神分析式的阅读，从而不仅使文学批评的方法趋于多元，同时也丰富了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本身。再者，精神分析学批评与其他批评学派的不同之处还在于，当传统的以人为本的精神分析学批评处于衰落状态时，法国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理论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异军突起，通过对弗洛伊德理论的改造和重新阐述而使得这一处于危机的批评理论又产生了勃勃生机。时至今日，尽管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五花八门，文化研究的崛起又再度恢复了西方文学理论史上的文化批评传统，但精神分析学批评仍在理论批评界占有一席之地。

首先应提及的一位是翻译家董秋斯，他的主要贡献在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思想文化界盲目崇拜弗洛伊德学说的所有方面时，敢于实事求是地评价弗氏的理论，既不否定其合理因素，同时也从辩证的角度提出自己的批判性见解。他主张让广大读者阅读弗洛伊德的原著以及西方学者的最新研究性著述，以便于对之有较为全面的、辩证的了解。他在1940年翻译出版了英国左翼知识分子R.奥兹本（R.Osborn）的一本研究专著《弗洛伊德和马克思》（Freud and Marx：A Dialectical Study，1937），并在这本书的译后记中对弗洛伊德的贡献和局限作出了自己的评价。但令人遗憾的是，像董秋斯这样以严肃的态度来译介精神分析学的学者和批评家实在是太少了。

现当代著名学者兼作家钱锺书博览群书，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也十分熟悉，不仅和夫人杨绛曾翻译过弗洛伊德的《释梦》节选，他本人也在《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等论文中引证并涉及弗洛伊德的理论。此外，还分别在初版于20世纪40年代和再版于80年代的《谈艺录》中数次引征弗洛伊德和拉康的著作，在1979年推出的巨著《管锥编》中多次引征弗洛伊德的好几部主要著作，包括《精神分析学引论》《精神分析学引论新编》《图腾与禁忌》《释梦》等。从钱锺书引文的上下文来看，他对精神分析学并无任何嘲讽之词，只是告诫国内学者和批评家，现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并非一家独秀，切莫把精神分析学当作当代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种批评理论来盲目套用。他的这些点到即止的评介对我们在一个广阔的中西比较文化背景中来认识精神分析学批评无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朱光潜承认，精神分析学的两个独特之处在于“压抑”和“移置”这两个概念的使用；有关文艺创作是无意识欲望升华的观点无疑对唯美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是一种反动；无意识和梦的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言之成理的；因此总的说来，精神分析学对治疗精神病也许是有用的假说。但是，朱光潜在介绍精神分析学的同时，出于对弗洛伊德理论的谬误的清醒认识，对这一学说的错误假说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在文艺创作与欲望的关系上，他不赞成弗洛伊德的本能欲望升华说，他指出，弗洛伊德及其门徒们的“错处在把艺术和本能情感的距离，缩得太小”。[12]

此后，旅美学者张京媛的英文博士学位论文《精神分析学在中国：1919—1949年的文学变革》（Psychoanalysis in China：Literary Transformations，1919-1949，1992）和尹鸿的中文博士学位论文《徘徊的幽灵：弗洛伊德主义与20世纪中国文学》（1994）堪称较为扎实的研究，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的文学学术界对弗洛伊德及其精神分析学说研究的较高的水平：前者基于比较文学的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理论视角，通过对翔实资料的考证和追踪，向英语文学界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西方学术界了解精神分析学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余凤高的《“心理分析”与中国现代小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吴立昌的《精神分析与中西文学》（学林出版社，1987）和王宁、戴锦华、张卫等人的文本阐释，也在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和女权主义理论的同时，糅进了一些文化研究的反精英批评思想，对于中国当代电影话语的建构作出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贡献。同时，成知辛的《关于现实主义作品中的变态心理描写》、许文郁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与袁静雅的心理结构：兼谈爱情观念的转变与发展》、杨斌华的《生命的苦闷与即刻：读王安忆的中篇〈小城之恋〉》、王纪人的《心理批评：〈爱，是不能忘记的〉》、宋剑华的《苦闷与自责：对于曹禺及其作品的精神分析》、方平的《平庸低俗的次品小说：评〈离婚指南〉》大多提取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的某一方面，将其用于当代文学文本及人物心理结构的分析和阐释，对于读者从一个新的角度理解这些作品不无帮助。王宁的《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1992）以及据此修改扩充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学》（2002）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说在西方的起源和发展演变以及对中西方文学的影响进行追踪的同时，从精神分析学理论的角度对中西方文学史上的一些文本进行了分析。

在我国港台地区的文学批评界，一批新崛起的学院派批评家对包括精神分析学批评在内的当代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颇感兴趣，并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例如台湾籍香港学者林幸谦就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中颇有造诣，他不仅自觉地将这两位大师的批评理论糅合在一起，而且加进了一些后结构主义/女权主义的因素，这样用于张爱玲小说的研究就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他的专著《生命情结的反思》（麦田出版有限公司，1994）是其成功地运用精神分析学对白先勇的小说的重新阐释。正如港台批评界所认为的那样，白先勇的小说在美学上的成就尽管早已受到评论界的普遍肯定，但若涉及小说中的主题，大陆和港台的批评界则一直有着争议，其中的一些难解之处便有待于精神分析学的分析。林幸谦从阅读白先勇的文本入手，研究他的文学主题及其深层意义，并站在时代和历史的背景上探讨白先勇小说中有关生命情结的历史意义、民族文化精神、人生悲痛及其挣扎，并从根本上来系统地阐释白先勇的文学关怀及作品主题，以便以自己独特的批评实践向广大批评家提供一种有效的文学阐释方法和方向。由于林幸谦的一些论文用英文在国际刊物或文集中发表，从而从对本土作家的阐释出发，达到了以本土文学实践与西方批评理论进行对话的境地。

此后，精神分析方法被用于剖析中国文学，产生了大量成果。

四文学伦理学在中国

在我国，文学批评有着深厚的道德批评传统，对西方伦理学批评似乎不言自明。但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伦理学批评被忽略了。直至2009年周宪主编的《修辞的复兴：韦恩·布斯精粹》一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局面才根本扭转。当然，此前在外国文学研究中还是可以见到一些研究文学伦理问题或从伦理视角研究文学的论文，如聂珍钊的《哈代的“悲观主义”问题探索》（1982）、唐涛的《中世纪文学与伦理思想：爱、信、从》（1988）、程锡麟的《当代美国文学理论》（1990）、苏桂宁的《伦理价值与中西方古代文学批评》（1994）、李文钟的《伊朗、中国文学中伦理观念比较谈》（1994）、徐晓的《报恩与复仇——中日文学中被伦理强化了的主题》（1995）、程锡麟的《试论布斯的〈小说修辞学〉》（1997）、夏茵英的《试论基督教伦理在西方文学中的演变》（1997）、李建军的《论布斯小说修辞理论的贡献和意义》（1999）、王立的《尊严维护与伦理实现——中西方复仇文学中主体动机意志比较》（1999）、李迎丰的《在破译中重建秩序——试解西方文学阅读中的伦理难题》（2000）、向玉桥的《论环境文学中的生态伦理思想》（2000）、江龙的《〈魔鬼与上帝〉——萨特伦理思考的文学断案》（2000）、冉毅的《日本文学三鼎足作品中的伦理理念剖析》（2000），等等。

2000年，程锡麟发表《析布斯的小说伦理学》一文，第一次全面系统地把布斯的《小说伦理学》介绍到中国。2001年，程锡麟和王晓路共同出版了《当代美国小说理论》一书。这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研究美国小说理论的专著，对于我国后来文学伦理学批评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2004年，聂珍钊发表《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同年6月，江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杂志社、江西省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主办了“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全国学术研讨会，对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英美文学研究所走过的历程进行梳理和总结。在这次会议上，吴元迈以《从另一个角度走进英美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为题发言，以钱锺书与卞之琳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品格为例，阐述了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实践的关系问题。聂珍钊附议吴元迈提出的问题，在大会上作了《文学批评方法新探索：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主题发言，指出在改革开放的20多年里，尽管西方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的影响和贡献有目共睹，但是我国在接受和运用西方批评方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也暴露无遗，这就是全盘接受西方理论而无自己的建树以及理论脱离实际，认为这就是导致我们不能与西方学术界进行平等对话的原因。

2005年年初，《外国文学研究》第1期发表了一组专题论文，共六篇，分别从不同的视角讨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聂珍钊从总体上对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起源、方法、内涵、思想基础、适用范围、实用价值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论述。挪威奥斯陆大学克努特教授以易卜生的戏剧为例，不仅讨论了易卜生戏剧中的伦理道德问题，而且还就文学伦理学发表了自己的重要意见。王宁把生态批评同文学伦理学批评结合在一起，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同其他批评相结合提供了范例。刘建军以人对自身认识的发展所经历的三个时期为基础，用比较的和多学科的观点对文学伦理学批评作了进一步阐释。邹建军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三维指向讨论了它的历史价值、现实意义和方法论启示。这些论文试图说明，要实现文学伦理道德价值的回归，文学伦理学批评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重要方法。这组论文为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中国的勃兴奠定了基础，其学术价值及现实意义都是十分重要的。

自2005年以来，全国有众多学者参与了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讨论，并运用这一批评方法研究作家作品和探讨文学中的理论问题，发表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出版了一批学术专著和学位论文，国家也资助了一批与文学伦理学批评有关的研究课题。

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研究作家作品的学术专著的出版，无疑有其重要意义。自2005年以降，这类学术专著的出版无疑对将文学伦理学批评推向深入发挥了作用。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文学伦理学批评建设丛书，至今已出版论文集《文学伦理学批评：文学研究方法新探讨》（2006），以及聂珍钊的《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2007）、王松林的《康拉德小说伦理观研究》（2008）、邹建军的《和的正向与反向：谭恩美长篇小说中的伦理思想研究》（2008）、刘茂生的《王尔德创作的伦理思想研究》（2008）共5种。其他著作如杜隽的《乔治·艾略特小说的伦理批评》（2006）、姜岳斌的《伦理的诗学：但丁诗学思想研究》（2007）、马惠琴的《重建策略下的小说创作：爱丽斯·默多克小说的伦理学研究》（2008）、丁世忠的《哈代小说伦理思想研究》（2009）等，也都从不同角度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展开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同时，国家社科基金资助了一批有关课题，如朱卫红的《情感伦理与叙事：理查生小说研究》（2006）、李玫的《新时期文学中的生态伦理精神》（2007）、王慧荣的《日本女性道德观的衍变研究》（2007）、祝平的《索尔·贝娄小说的伦理指向》（2007）、胡强的《爱德华时代英国社会小说的伦理主题研究》（2007）、袁雪生的《菲利普·罗斯小说研究》（200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和一些省级社科基金，也资助了一批有关文学伦理学批评研究与运用的课题。

五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

女性主义批评（Feminist Criticism）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欧洲，是伴随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以建立女性价值系统为目标的一种批评潮流。它的问世，动摇了西方男权中心文化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观念。在女权运动的实践中，女性们意识到局部利益的得失（诸如女性获得“教育权”“参政权”及“婚姻自由”“性解放”“男女同工同酬”等权利）并不能改变女性在整个男权中心社会中严重缺席的状况，便逐渐摆脱了早期女权主义者的狭隘，自觉地将斗争的策略由争取男女平权的女权运动调整到女性主义批评上来。它并不局限于对女性受歧视现象的针砭或对女人特殊性的强调，而是努力厘清妇女的本质和文化构成，对西方知识传统和男权文化进行一次总的清算。

国内较早从事西方女性主义文学以及理论译介工作的学者是朱虹。1981年，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了《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美国女作家作品选〉》，介绍了美国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还编选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朱虹还介绍了美国各科研机构和大学关于妇女研究及妇女研究课程的开设情况，让中国理论界对国外的女性研究状况有了初步的认识。朱虹的工作，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起到了奠基石的作用。1984年，丹尼尔·霍夫曼主编、裘小龙等译的《美国当代文学》出版，其中有六万多字的篇幅讨论美国妇女文学。这是首次对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的较为集中的论述。

当时比较有影响的论文主要有谭大立的《“理论风暴中的一个经验孤儿”——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杂谈三篇》、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和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等。此外，1987年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孙绍先的《女性主义文学》，这是中国学者第一本以“女性主义”命名的文学研究专著。1989年，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研究》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中国第一部系统运用女性主义批评方法考察中国现代女作家创作的研究专著，在海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被誉为中国女性批评和理论话语“浮出历史地表”的标志性著作。

张京媛主编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1992）一书是国内学者编辑的第一本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主要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发表的十九篇论文，基本反映出国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新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的发展。张京媛在该书的序言中提出，“‘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反映了妇女争取解放运动的两个时期”；她将“女权”与“女性”相区别，将Feminism一词翻译为“女性主义”。该书出版后，“女性主义”这一提法在国内盛行起来。

1995年前后，国内掀起了女性主义批评的第二次浪潮。这一年，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首届中外女性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这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和批评走向了繁荣。这一年，中国出版界成批量地出版了有关女性主义的著作。首先是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英国现代女权主义奠基人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经典之作《女权辩护·妇女的屈从地位》（王蓁、汪溪译），接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了德语女性主义神学的代表E.M.温德尔的《女性主义神学景观》（刁承竣译），还出版了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译介》。此外还有李银河主编的《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1997），王政、杜芳琴主编的《社会性别研究选译》（1998）和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1998）等。

与此相对应，国内知识界也掀起了整理、出版女性文化与文学丛书的热潮，如王绯与孙郁主编的“莱曼女性文化书系”、王蒙主编的“红罂粟丛书”、陈晓明主编的“风头正健才女书”、陈骏涛主编的“红辣椒女性文丛”、钱满素等主编的“蓝袜子丛书”等，都产生了较大反响。随着对西方女性主义的理论的不断阐发和本土学者自我意识的强化，国内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也不断拓展，涌现出一大批学术成果。

进入21世纪以后，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日益走向本土化，逐步形成了自身发展的特点。一方面，对当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介绍和分析仍在继续，翻译出版了贝尔·胡克斯著/晓征、平林译的《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2001）；罗斯玛丽·帕特南·童著/艾晓明译的《女性主义思潮导论》（2002）；约瑟芬·多诺万著/赵育春译的《女权主义的知识分子传统》（2003）；钟雪萍、劳拉·罗斯克主编的《越界的挑战——跨学科女性主义研究》（2003）等，保持了与西方女性主义同步发展的态势。与此同时，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延续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发展势头，成果卓著。

2007年，乔以钢、林丹娅主编的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女性文学教程》，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作为我国第一部高校女性文学教材，《女性文学教程》标志着中国女性文学研究正式作为一门具有学科规范的课程进入高等教育的课堂。

六后殖民理论在中国

20世纪80年代以来，后殖民理论成为后现代之后的西方主流文化批评思潮。后殖民主义在中国的出场要追溯到詹姆逊。80年代中期，詹姆逊以在中国引入后现代思潮而著名。1989年《当代电影》第6期发表詹姆逊的论文《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文章认为，由于有遭受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侵略的经验，第三世界的文学必然是民族主义的，其叙述方式必然是民族寓言式的。[13]在詹姆逊提出的世界文化的新建构中，第三世界文学应该按照自己的选择和解释发展自身。这篇论文在中国学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澜，《电影艺术》《文艺争鸣》《读书》等杂志随后发表了一批以“第三世界”为题的文章。在全球化语境中，在中国追求现代性而西方已发展到后现代的情况下，中国文化如何自立，如何与第一世界文化打交道，如何构造新的民族文化正是中国学界的焦虑所在，文学批评界就此问题提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法。在这些文章中，张颐武的《第三世界文化与中国文学》一文主张以来自第三世界的本土经验建构第三世界文化理论，其中暗含以第三世界对抗第一世界的民族主义倾向，[14]为中国后殖民批评的登场埋下伏笔。1992年第10期《读书》发表刘禾的文章《黑色的雅典》，介绍美国最近关于西方文明起源的论争。[15]在文章的末尾，刘禾介绍了美国后殖民批评。《文汇报》1992年10月14日刊登王干的文章《大红灯笼为谁挂？》，首次从东方主义视角对张艺谋提出批评，指出张艺谋电影的潜在观众不是中国人而是外国人。[16]1993年第3期《当代电影》刊登的张颐武的论文《全球性后殖民语境中的张艺谋》奠定了中国后殖民批评对张艺谋的定位。然而，中国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转折性事件是1993年第9期《读书》上发表的三篇文章。张宽的《欧美人眼中的“非我族类”》概述了萨义德两本书的内容，梳理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形象史，文章提到了西方主义这一概念，即中国学界对西方的非理性看法和态度。文章还指出了中国当代一些艺术家以东方的落后丑陋去迎合西方人的文化优越感等现象。[17]钱俊的文章专门论述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指出萨义德的缺点是排斥了文化的其他维度如美感体验。[18]潘少梅的文章《一种新的批评倾向》介绍了后殖民批评的基本要点，讨论了萨义德的理论适用于中国文化的限度问题。[19]在人文学者中影响甚大的思想性学术刊物《读书》在一期刊登三篇介绍西方后殖民理论的文章在中国学界掀起了巨大的声浪，此后，《读书》《文艺争鸣》《文艺评论》《文艺报》《光明日报》《外国文学评论》等报刊对后殖民理论展开研究和讨论，介绍、推崇、否定、质疑之声皆有之。

此后，后殖民理论被广泛移用于中国文学批评。

七生态批评在中国

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瑞秋·卡森（1907—1964）发表文学性的长篇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标志着生态文学的正式诞生。生态批评是始于生态哲学思想指导的文学批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的倡导者之一格罗费尔蒂认为，生态批评是指“对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的研究”。美国学者威廉·鲁克尔曼于1978年在《文学与生态学：一次生态批评实验》（《衣阿华评论》1978年冬季号）中，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研究”，明确提出了“生态批评”这一概念，强调批评家“必须具有生态学视野”，认为文艺理论家应当“构建出一个生态诗学体系”。

我国当代最早明确提出“生态文学”概念的是许贤绪于1987年在《中国俄语教学》上发表的论文《当代苏联生态文学》，这是我国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批评的开始。三十年来，随着对国外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的引介、呼应、阐释与互动，随着我国自觉意识的生态文学创作的逐渐兴盛，我国生态文学及生态批评的概念范畴与研究领域不断拓深和丰富。这里运用多媒体数据挖掘技术，对国内期刊1980—2009年发表的生态批评文献进行了分类统计，充分利用现有的计算机技术，通过一系列精确数字分析，从文献学的角度，借助文献的各种特征的数量，采用数学与统计学方法描述、评价我国生态批评的发展现状并预测其发展趋势。[20]

为尽可能真实完整地反映出1979年至2009年8月生态批评论文在国内各种学术刊物上的发表数量、被引用情况，本研究选取了中国知网的《中国学术文献网络总库》中的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为调查范围。前者包括国内正式出版的7516种学术期刊的2740万篇文献，数据完整率达到99%；后二者收录来源为1984年以来的全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88万余篇，文献完整率为91%和96%。在这么大的范围内调查生态批评文献的发表与被引用情况（学术期刊评价指标），数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是可以得到基本保证的。

通过数据检索分析可知，1979年至2009年8月，生态批评文献共1552条，图1给出了历年文献的数量分布情况。1994年的研究文献开始呈现出它的学术生命力，2005—2009年的研究达到峰值。1979—1990年是17篇（内容覆盖传统论题：人与生态、文学、文学生态化问题等，此时的研究多不属于西方“原初”意义上的生态批评）；1990—1995年是31篇（内容包括政治生态、性与精神生态，由于此时适值全国领域的思想解放潮流，研究多侧重于精神领域的自由与生态思考）；1995—2000年是99篇；2000—2005年是445篇；2005—2009年是960篇。最早提出生态文学概念的是许贤绪1987年在《中国俄语教学》上发表的论文《当代苏联生态文学》，这是严格意义上的生态批评的开始；早期重要的生态批评论文是2002年发表的《生态批评的知识空间》（鲁枢元）、《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王诺）；2003—2005年有分量的批评文献大量出现，综述性文献也比较多，如李洁的《生态批评在中国：十七年发展综述》。

图1 历年文献发表数量统计

基于对“中国学术期刊文献评价统计分析系统”中“中国学术期刊单篇文献引用情况统计表”（时间截至2008年8月）的统计，并增补了2008年8月到2009年8月的新引用数据：从影响因子考察，在发表的1552篇文献中，所有被引用过的生态批评文献，总索引频次为1130次，被引用频次超过8次的文献有53篇，频次前十位的引用总频次达440次，占总索引率的38.4%。

表1 单篇文献引用情况统计（仅列前十位）

1979—2008年，相关生态文学文献共有11篇属于国家基金项目科研成果。省级57篇，2008年13篇，2007年29篇，2005年8篇，2004年4篇，2002年1篇，2001年2篇。基金项目论文比例十分小，但是，项目数量绝对值逐年提升，生态文学研究有从学术边缘向中心靠拢的趋向，参见图2。

图2 历年基金项目统计

文献半衰期是指某学科（专业）现时尚在利用的全部文献中较新的一半是在多长时间内发表的。文献半衰期不是针对个别文献或某一组文献，而是指某一学科或专业领域的文献总和而言的。生态批评文献至2006年共被引用841次，其被引文献的年代分布累计百分比如表2所示。

表2 被征引文献的年代分布

由表2可见，最接近50%的引用累计百分比是在2003年达到的55.29%，距统计的2006年为4年，由此可计算出该刊的被引半衰期为：

被引半衰期是测度期刊老化速度的一种指标。一般来说，中文文献老化期为6年，外文文献为5年，因此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态批评老化期短，信息更新快，此领域发展迅猛。

此后，江汉大学文艺学学科近来推出了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包括《中国文艺生态思想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生态意识透视》《小说因素与文艺生态》）。此外有毕光明的《社会主义伦理与“十七年”文学生态》、陈玉兰的《论中国古典诗歌研究的文学生态学途径》、鲁枢元的《文学艺术家的生境——生态学视野中的文学艺术创造主体》、王涛的《文化生态学视野下的“80后”文学创作》，等等。比较而言，王宁提出的“文学的生态环境伦理学”（2005）目前应该说只处于理论构想阶段。

随着我国越来越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批评必将成为长期的文学批评实践。理论不断深化，方法日益丰富。

八比较文学及其理论在中国

比较诗学（Comparative Poetics），如果不考虑其复杂的学科历史而只是作简略的学科概括，其实就是从跨文化和国际性的学术视野去展开的，有关文艺理论问题的专门性比较研究。它既研究具有历史事实联系的，国际的文学理论关系史，也研究并未有事实联系，但基于人类文学共生共创关系的多元文化间的文学理论问题。它与一般意义上文艺研究的核心差别，主要就在于其特有的“跨文化”立场和从事比较研究者的“多语种”和“跨学科”的知识背景。

1979年中华书局一举推出钱锺书四巨册的《管锥编》，开启了我国比较文学的新纪元。作者以《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老子王弼注》《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种经典为对象，旁涉中英德法多种语言，千余种中外著述的材料，旁征博引，探幽索微，针对中国学术和文论话语的表达和存在特点，力求从中探讨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文艺现象和规律性问题，并且将它们置于国际学术文化的语境和材料中加以现代性的处理和确认。

同时，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宗白华的《美学散步》（1981）、周来祥的《东方与西方古典美学理论的比较》、蒋孔阳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思想的一些比较研究》，以及杨周翰的《攻玉集》（1983）等，都具有明显的比较诗学研究特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思想的解放带来了学术的普遍复兴。1985年秋季，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改革开放前沿城市深圳成立。当时的国际比较文学学会会长佛克玛曾经在1988年于德国慕尼黑召开的第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的开幕致辞中，高度评价了这一时期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复兴的意义，他说：“我们学会近期的一件大事，就是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1985年秋季成立。中国人在历经数载文化隔绝后对文学的比较研究和理论研究的兴趣，是预示人类复兴和人类自我弥补能力的有希望的征兆之一。”[21]

此后十余年间，陆续有较多专门的成果问世。据不完全统计，仅仅1988—1998年，出版的相关专著和论文集就已经超过了五十种。主要的著述有：曹顺庆的《中西比较诗学》（1988）、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1988）、张法的《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1994）、张隆溪的《西方文论述评》（1986）、黄药眠和童庆炳主编的《中西比较诗学体系》（1991）、卢善庆的《近代中西美学比较》（1991）、狄兆俊的《中英比较诗学》（1992）、周来祥和陈炎的《中西比较美学大纲》（1993），以及乐黛云、叶朗、倪培耕主编的《世界诗学大辞典》（1993），等等。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比较诗学研究又出现了具有研究疆域突破性的扩展。首先，是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如曹顺庆的《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时期》（1998）、王晓平等的《国外中国古代文论研究》（1998）、钱中文等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1997），以及叶舒宪、萧兵等人对中国古典文学的文学人类学诠释，王一川的形象学诗学研究，等等。

世纪之交，我国学界开始关注和清理中国传统文论在本土以外的传播、影响和意义。如张隆溪的《道与逻各斯》（1998）、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1999）、陈跃红的《比较诗学导论》（2004）、张辉的《审美现代性批判——20世纪上半叶德国美学东渐中的现代性问题》（1999）、曹顺庆等编写的《中国古代文论话语》（2001）、史成芳的《诗学中的时间观念》（2001）、代迅的《断裂与延续——中国古典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2002）、刘耘华的《阐释学与先秦儒家之意义生成》（2002）、张沛的《隐喻的生命》（2004），等等。而作为“北大—复旦比较文学学术论坛”成果的论文集《跨文化研究：什么是比较文学》（2007）也广泛涉及比较文学，此外《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乐黛云教授75华诞特辑》（2005）则收录了十多万字的专题论述；与此同时，由周启超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文艺理论室集体著述，达八十万字的两册《跨文化的文学理论研究》（2006—2008），以其不同语种、不同国别专业学者的研究实力，对俄罗斯以及斯拉夫文学理论、印度古典诗学、日本文学思想、欧美古典和现代文学理论及其与中国古典和现代文学理论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成为这一时期比较诗学研究的重要收获。

近年来，中国比较文学界结合西方比较文学研究存在的危机和问题，开始理性地反思自身的学术文化身份、问题意识确立和方法论的结构问题。

九巴赫金的中国之旅

苏联学者米哈伊尔·巴赫金（1895—1975）的学术思想在新中国的登陆与旅行，或者说，我国学者对巴赫金这位外国学者理论学说的“拿来”与接受，已然走过了三十个春秋。巴赫金文论的一些关键词，诸如“复调”“对话”“狂欢化”等，巴赫金文论的一些核心范畴，诸如“多声部”“参与性”“外位性”等，已经成为我国学者文学研究乃至人文研究的基本话语。三十年来，我们一步一步地引进巴赫金学说：在小说诗学界面引进巴赫金的“复调理论”，在哲学人类学界面引进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在文化学界面引进巴赫金的“狂欢化理论”，在超语言学界面引进巴赫金的“话语理论”，并加以积极的阐发与运用，运用于外国文学文本的解读，也运用于中国文学文本的解读，运用于文学自身的建设，也运用于美学、哲学等人文学科方法论的反思，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如果说，“复调理论”推动了我们的叙事诗学与小说美学探索，“对话理论”激活了我们的文化学乃至整个人文研究的反独断反霸权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志，“狂欢化理论”的应用深化了我们对经典作品深层意蕴与文化价值的发掘，那么，“话语理论”的探讨，正在推动我们对文论乃至整个人文知识生产机制与文化效应机理的探究，巴赫金理论学说的“语境研究”则以其丰厚的“互文性”，将我们的视野卷入当代文论乃至整个人文科学多种思潮流脉交织纠结、多种学派学说互动共生的磁力场。

1979—2009年是巴赫金研究的集中展示期，我国学者发表的“巴赫金研究”论文有多少？综合几种统计资料，可以说，我国已经刊发的“巴赫金研究”论文，至少也有六百篇。[22]著述围绕巴赫金“复调理论”“对话理论”“狂欢化理论”“话语理论”，发表了真知灼见。同时，围绕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巴赫金与形式主义、巴赫金与后结构主义、巴赫金与诠释学、巴赫金与文化研究等话题，也产生了不少著述。

十巴尔特的中国之旅

巴尔特的文学思想和理论，最初是在新时期中国知识界崇尚“方法论”变革的背景下，搭着译介“结构主义”的便车进入中文语境的。据我们目前掌握的资料，袁可嘉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1980年第2期的译文《结构主义——一种活动》应该是国内学界第一次译介巴尔特结构主义思想的尝试。次年开始，有关巴尔特文论思想的介绍陆续出现于一些介绍结构主义文论的文章中。王泰来在发表于1981—1983年的两篇关于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23]中均强调了巴尔特对法国结构主义文学批评发展所作的贡献。1984年，被视为巴尔特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扛鼎之作的《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被译成中文。

此后，张隆溪、董学文、黄天源、王东亮、李幼蒸、张智庭、杜任之、宁一中、兰珊珊等一大批学者或著或译，将巴尔特推向了前台。

十一韦勒克的中国之旅

雷纳·韦勒克（René Wellek，1903—1995）是20世纪世界文学界最杰出的文学理论家、批评史家、比较文学家和思想史学者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韦勒克的文论著作与文学思想对中国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七十年间，中国学界对韦勒克文学理论与批评进行了全方位的译介与深入的研究。与此同时，汉语语境中的韦勒克研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与不足，韦勒克文论在中国所产生的话语变异尤其值得关注。

新时期中国学界最早提到韦勒克并给予很高评价的是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1979年，朱光潜先生修订了他最早出版于1963年的《西方美学史》，在新版书末的“简要书目”中提到了韦勒克的《近代文学批评史：1750—1950》。1979年，钱锺书出版《管锥编》，其中数次引用韦勒克与沃伦的《文学理论》，并运用“中西打通”的基本方法将韦勒克的文学观念与中国传统文论进行平行比较。[24]

此后，提及韦勒克和新批评的中文文献日渐增加。其中有杨周翰的《新批评派的启示》（1981）、赵毅衡的《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1982），以及一批评介文章，如张隆溪的《作品本体的崇拜——论英美新批评》（1983）、伍蠡甫和程介未的《现代西方文论简评》（1984）等。它们对中国学界理解和领会新批评和韦勒克起到了引导性作用。

与此同时，关于韦勒克和韦勒克的著作（译文）开始出现在各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中。黄源深、周纯、沈于、干永昌、刘象愚、李广成、伍蠡甫、胡经之、孙景尧、韩冀宁、周宁、汤永宽、杨正润、赵毅衡、史亮、林骧华、丁泓、余徵、刘让言、杨自伍等一大批学者参与了评介和翻译工作。其中，韦勒克八卷本《近代文学批评史》（杨自伍译）于1992—2006年全部出版。及至2009年，韦勒克最重要的学术著作基本全部译成中文，中国学者的评论和研究也随之深化，成果不计其数。

十二最近十年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入、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和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尤其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学艺术的一系列讲话的引领下，我国的外国文学理论研究界坚持“四个自信”，不但在文学理论家研究、文学理论思潮研究等传统研究领域不断进取，频频推出高质量著述，成功实现了译介、阐释与研究的协同发展，而且有效启动了令人欣慰的学术转型，彰显了有关研究的主体性、此在性和对话性。首先，就外国文学理论家研究而言，有关研究人员在继续挖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本雅明、阿多诺、伊塞尔、福柯、德里达、阿尔都塞、巴赫金、穆卡罗夫斯基、燕卜荪、威廉斯、伊格尔顿、韦勒克、杰姆逊、布鲁姆、米勒、萨义德、斯皮瓦克等“老朋友”的理论富矿的同时，不约而同地聚焦巴丢、齐泽克、阿甘本等“新近崛起”的理论家，因而丰富了外国文艺理论研究的内容，拓展了外国文艺理论研究的视野，产生了一批代表性著作，如屈冬的《哈罗德·布鲁姆的“新审美”批评》（2017）和毕日升的《阿兰·巴丢“非美学”文艺思想研究》（2014）。前者基于学界的既有研究成果，详细梳理了布鲁姆的批评论著，系统地分析、概括和阐释了布鲁姆“新审美”批评的主要理论命题和观点，在揭示“新审美”批评基本内涵和理论特质的同时，对“新审美”进行了共时与历时的比对；后者首先以通俗易懂的语言概述了巴丢艰涩的哲学思想，然后通过关键词方式把握其哲学基本思想，分析了巴丢文艺思想与其哲学思想的内在关系，继而又以其文艺思想的核心术语“非美学”为切入点，阐释了“非美学”概念提出的背景及其含义，梳理了巴丢“非美学”的文艺解读方式及其“介入”当下的当代艺术批判。其次，在外国文艺理论思潮研究方面，学界一方面对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英美新批评、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等“旧”思潮依然充满热情，另一方面则俯身考察直接关乎人类现实生存状况的自然文学、生态批评等“新”思潮。其中代表性著作有程虹的《美国自然文学三十讲》（2013）、王诺的《生态批评与生态思想》（2013）等。前者是关于美国自然文学的教材，主体为中文，附有大量的英文参考资料，既基于美国自然文学的发展状况，又从中国学生可以理解的角度对自然文学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并就其经典作家和代表性作品进行理论解释，使中国学生和有兴趣的专业人士掌握美国自然文学的概貌和基本内涵；后者基于对生态批评与生态文学的界定，论述了生态审美的基本原则、生态文学和生态批评代言自然之合法性、生态批评与环境批评之区分等问题，其中有关生态主义与环境主义的区分、生态正义与环境正义的区分、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整体主义之辨、生态主义与生态人文主义之辨、可承受发展与可持续发展之辨等重要理论问题的论述，不但为学者们培育了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而且将有助于推动我国生态文明思想研究走向深入，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完善生态友好型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因而备受学者们的关注。

同时，作为我国外国文艺理论思潮研究的重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研究近年来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发展势头，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应该是由程正民、童庆炳领衔多位学者联袂完成的重大项目“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国别研究”，包括童庆炳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2）、吴琼的《20世纪美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1）、高建为和钱翰的《20世纪法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1）、王志松的《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1）、程正民等的《20世纪俄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1）、曹卫东的《20世纪德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1）、付德根和王杰的《20世纪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1）。该系列堪称以国别为视角建构20世纪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史的有效尝试。此外，长期没有得到足够重视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思想也浮出了水面，并集中见诸傅其林的《宏大叙事批判与多元美学建构——布达佩斯学派重构美学思想研究》（2011）、《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16）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核心问题》（2017）等。透过这些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内容丰富，尽管它们侧重点有所不同，但皆以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为旨归，继承并试图超越传统美学研究，“实践”“人道”“存在”“异化”是其关键符码。在考察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过程中，一些学者重点探析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元素之间的关系，尤其是20世纪之后欧美左翼学者对中国文艺、美学和文化元素的思考，其中比较重要的成果有曾军主编的《欧美左翼文论与中国问题》（2016）。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理论和实践及其相关的传统文化问题已然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翼学者关注中国问题的焦点：他们中有的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启发，有的受到中国革命文艺的吸引，有的则及时跟踪当代中国文化生产和发展状况，有的还到中国古代文化中去发掘理论资源。

总之，十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欧美左翼文论构成了我国学界引进和研究的主要部分。需要说明的是，我国的外国文学理论研究者近年来显在地关注外国文艺理论的本土化问题，不但通过总结、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国文艺理论学科发展和建设成就，形塑和建构了“强制阐释批判”、“公共阐释论”（以张江为代表）、“伦理学”（以聂珍钊为代表）、“侨异学”（以曹顺庆、叶隽为代表）等新理论、新方法，而且千方百计地把它们介绍到了欧美，如德国、法国、俄罗斯，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世界文学”讨论，开启了新的“东学西渐”。此间姑且不论这些“中国造”的新理论和新方法是否尽善尽美，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乃中国学者旨在通过借用和批判外国文学理论建构中国文学理论、文学批评话语的努力，因而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文学理论向何处去、文艺理论研究的“中国道路”“中国体系”等重要问题。

此外，20世纪90年代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呈现出了“产业化”发展势态，尤其是最近几年。文化研究学者们笔耕不辍，著述不断面世，其中既有被首次译介的外国名家名作，比如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创始人之一理查德·霍加特的发轫性著作《识字的用途》（2018）、美国文化研究先驱之一劳伦斯·格罗斯伯格的《文化研究的未来》（2017）、约翰·哈特利和贾森·波茨的《文化科学：故事、亚部落与革新的自然历史》（2017），同时出现了中国学者的介入，如徐德林的《重返伯明翰：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考察》（2014）、章辉的《伯明翰学派与媒介文化研究》（2016）、和磊的《文化研究论》（2016）和《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源流与方法》（2017）、何卫华的《雷蒙·威廉斯：文化研究与“希望的资源”》（2017），以及温铁军和潘加恩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2018）。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学者开始以英文著述跻身世界文化研究共同体之中，如戴锦华的After the Post-cold War：The Future of Chinese History（2018）、周志强的 “Problematization and De-Problematization—30 Years of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Criticism in Mainland China”（Cultural Studies，No.6，2017），等等。这些著述不但凸显了文化研究，尤其是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依旧不失为有关学者的学术生长点，而且促成了沉寂数年的中国大陆文化研究共同体走向国际的努力。

再则，我国的外国文学理论研究者们也基于新的社会和文化现实，对“世界文学”“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与全媒体技术等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积极发挥了其“国家队”作用，组织实施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研究”项目。作为研究结晶的数十部成果不但有效地推进了外国文学学术史的书写，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文学研究的碎片化倾向。同时，《外国文学评论》积极倡导新社会历史批评，常务副主编程巍研究员身体力行，发表了《泰坦尼克号上的“中国佬”——种族主义想象力》（2014），以翔实的第一手资料为我国公民昭雪。

虽然我国的外国文学理论研究在过去十年间取得了不俗的成就，我们也完全有理由为之感到骄傲，但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文学理论的批判锋芒有所减弱、学科的边缘化、文学理论研究人才的后继乏人、引进多于批评等问题依然存在。唯其如此，我国的外国文学理论研究才大有可为。

限于篇幅，本著无法详细展示近十年其他流派思潮、作家作品研究成果，只能点到为止。惯性使然，影响较大的仍有叙事学、接受美学、精神分析、女性主义、文学伦理学、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以及涵盖面更为宽泛的比较文学研究等。同时，巴赫金、巴尔特、韦勒克、詹姆逊、福柯、萨义德等著名理论家也继续得到关注，更为年轻的新锐理论家更是层出不穷。有关成果之丰富，断非三言两语可以概括，并且考虑到有可能厚此薄彼、挂一漏万，本著不再罗列相关著作名称。[25]

第一节 重要理论思潮和文论家研究

第一节重要理论思潮和文论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