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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全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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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其他相关情况

书籍名:《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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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政治运动直接干扰和影响了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的进程。就连不少东欧文学学者也没来得及施展自己的才华,坐起了冷板凳,而且一坐就是十几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国家都处于非正常状态,外国文学翻译和研究事业基本进入停滞阶段。在此期间,几乎再也读不到什么东欧文学作品了,唯有少数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电影如《伏击战》《第八个是铜像》《多瑙河之波》《勇敢的米哈伊》《齐波里安·波隆佩斯库》《桥》《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等在某种意义上或可称作文学作品的延伸。

同样,亚非拉文学研究(除了极少数作品的翻译介绍外)也开始进入了休眠期。这里既有政治的原因,也有原本底子较弱、人才严重匮乏之故。值得指出的是,1964年冯至从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的职任上调往中国科学院,出任新建的外国文学研究所(以下简称外文所)所长。虽然这必然有着相当程度的政治考量,但冯至的任命毕竟也有着学术上的意味。这表明德语文学研究在整个外国文学学科群中擢升至相当高的地位,这与冯至的《杜甫传》受到毛主席的表扬不无关系。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相比较其时具有强势地位的俄文、其后具有强势地位的英文,德语文学学科在外文所始终颇受重视;而中北欧室的创建与立名,也反映了冯至的学术眼光。它使一批德语文学学者聚集到了一起。应该说,这是任何一所大学所不具备的条件。回过头来看,冯至也确实没有辜负这一大好时机,他不但领导学科发展,而且对外国文学研究起到领军作用,这不仅表现在他自己的著述和领导能力,而且体现于他的人才培养思路——造就了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坚力量。

* * *

[1] 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招待二届全教会会员宴会上的致词》(1930年4月17日),《蔡元培全集》第6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81页。

[2] 科学院传统从17世纪早期就已发源。如同大学一样,科学院的发端亦在欧洲,首先还是在意大利,然后在法、英、德等国相继出现。17世纪早期,就有比较小规模的各种团体与协会,它们将数学家、自然研究者、文学家、史学家、哲学家等各种不同领域的学者集结在一起。进入17世纪下半期,这些团体和协会越来越多地被收归国有成为科学院,如巴黎、伦敦、都柏林、柏林、彼得堡、马德里、斯德哥尔摩、哥本哈根、罗马等。但具体落实并具有重大意义者,仍当推由莱布尼茨倡议成立的柏林科学院(1700)。柏林科学院(Deut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迅速成为著名的科学研究中心,不仅对自然科学研究与语言、文学研究不加限制,而且致力于各种科学的分门别类的研究。1740年起,更名为“普鲁士科学院”(Die Preuß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zu Berlin)。当年莱布尼茨拒绝进入大学,看重的正是科学院给予学者优游自在的自由创造氛围;日后费希特与施莱尔马赫不约而同反对洪堡的大学理念,看重的也是科学院与大学各司其责、术业专攻的原则坚守。[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神圣罗马帝国文化史——帝国法、宗教和文化》,刘新利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年版,第507页。

[3] 谭微:《托尔斯泰没得用》,《新民晚报》1958年10月6日。

[4] 张光年:《谁说“托尔斯泰没得用”?》,《文艺报》1959年第4期。

[5] 这篇文章核心论点是:“古的和洋的艺术,就其思想内容来说,是古代和外国的剥削阶级的政治愿望和思想感情的表现,是必须彻底批判和与之彻底决裂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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