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遗产化进程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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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2月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非遗公约》）。2005—2009年，文化主管部门在全国范围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或简称非遗）普查工作，其成果表明中国境内存续的非遗项目约有87万项。这次普查也成为民间文学步入“后集成时代”（刘锡诚语）的一个转接性标志。
2006年以来，文化主管部门按国家、省（市、区）、地市、区县设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四级名录体系和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制度；2011年，国家颁布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各省、市、自治区也相继出台了非遗保护条例。此外，在文化政策和法律法规层面，各级政府还通过一系列制度化措施与国际法和国内法一道为非遗保护提供了法律框架和法理依据。
截至2014年11月，国务院公布的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共1372项，少数民族非遗项目613项，占45%；其中民间文学73项，但尚无民间文学类项目列入的民族多达24个。2007—2018年，国家文化主管部门先后认定了五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3068人，民间文学类共123人。前四批共1986人，其中少数民族463人，占23%，远低于项目量占比；十大类别的少数民族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占比最高的是民间文学，共计77人，其中少数民族57人，占74%；从性别角度来看，女性传承人的数量明显少于男性传承人，其中民间文学女性传承人仅有10人，占17%。[25]截至2018年12月，全国共设立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1个，涉及省份17个，其中民族地区11个，占52%，其中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直接以藏族史诗传统命名。文化主管部门先后于2011年和2014年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共计100个，其中涉及少数民族地区的基地28个，占28%。此外，2008年以来，中国列入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非遗项目共40项，其中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共32项，含少数民族族别项目10项，即蒙古族长调民歌、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侗族大歌、格萨（斯）尔史诗、玛纳斯、呼麦、热贡艺术、藏戏、中国朝鲜族农乐舞、藏医药浴法；多民族共享项目4项，涉及花儿、雕版印刷技艺、中国剪纸、二十四节气。此外，列入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7项，其中4项属于族别项目，即羌年、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麦西热甫及赫哲族伊玛堪。从项目与项目的互涉关系来看，直接或间接涉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非遗项目共有18项，占45%；族别项目14项，占35%。这些数字表明，在遗产化进程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作为非遗项目进入国家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中，进一步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和国际社会的关注，尤其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类非遗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得到了优先支持和重点扶助。
国内外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热潮对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有越来越多的各民族专家学者参与到国家文化建设的具体实践过程中，在《非遗公约》和《非遗法》搭建的保护框架下参与政策咨询、提供智力支持、开展学术研讨，以各自的专业经验为非遗保护贡献力量已经成为工作常态。尽管非遗保护工作不能等同更不能替代学术本身，但学者们因此拓宽了研究范围，将视野进一步扩展到国家文化政策、当下的民间文学生态、传承人及其所在社区和群体的口头实践和交流艺术等方面，反过来也能丰富自身的学问和问学。比如，施爱东根据非遗保护的基本宗旨出发，基于民间文学艺术作品的基本特征、各民族民间文化艺术的交融互动的规律，结合国际国内的立法实践，多次为国家版权局2014年发布的《民间文学艺术作品著作权保护条例（征求意见稿）》提供学理分析和具体建议，认为不宜在著作权法框架下处理民间文艺作品的著作权保护问题。[26]又如，姚慧从《非遗公约》的基本宗旨出发，结合中国非遗保护实际中存在的观念问题进行反思，对人们常常谈论的热词如“原生态”“原汁原味”“本真性”等并不符合非遗活态性与动态性的不当用词和使用误区，进行了深入分析和阐扬。[27]但如何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则一直是大家争论的一个焦点。另一方面，在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研究成果大量出现的同时，资料学建设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一批批新材料的搜集和出版接续并衔接了“集成”时期的采录工作，多向度地弥补了其中的缺项，尤其是当时尚未纳入的各民族史诗和经籍文献中流存的口传文本。此外，从锡伯族乌春、达斡尔族乌钦、赫哲族伊玛堪、鄂伦春族摩苏昆、满族说部，到壮族布洛陀和嘹歌、瑶族密洛陀、苗族史诗亚鲁王、汉族题材少数民族叙事诗等，有的是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新发现”，有的是文本集成有了大幅度的扩展和充实。在全国上下的非遗保护氛围中，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领域的系统性、成规模的资料搜集、采录、集成、重刊工作在各民族地区大面积铺开，并与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工作形成合力。国家非遗项目记录工程也取得阶段性进展，尤其是代表性传承人的抢救性记录工作更加科学和规范，诸多少数民族传承人的口述史和民族志访谈以影像记录方式得以数字化建档。
2019年7月15日，正在内蒙古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在赤峰博物馆亲切接见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格萨（斯）尔传承人代表。在观看一段说唱展示后，习近平指出，你们的演唱让我们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56个民族不断交流交往交融，形成了多元一统的中华民族。我们中华文明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我今天来看你们，就是要表明党中央是支持扶持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的。[28]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和中宣部、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程实施方案》有关要求，充分发挥非遗对增进中华民族文化认同的重要作用，文化和旅游部已于2019年7月出台《曲艺传承发展计划》，从扶持“曲艺书场”到保护“曲艺生态”，对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发展工作进行专项部署。由此，我们可以期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生态保护也将开启一个新的篇章。
综上所述，从搜集、整理到采录、出版[29]，从抢救到保护，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各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学建设，一直伴随着中华大文学史观的构合，为当下乃至将来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石。钟敬文、贾芝、马学良等老一辈拓路人和几代各民族学者的不懈努力，既为一批批文学史和民间文学概论的书写提供了大量“证明自身”的文学事实和文本阐释依据，也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从新世纪走向新时代的有序展开和纵深发展建立了整体格局、提供了基本方向。
在这个四分之一世纪的发展时段内，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出现了诸多新气象。总体上看，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术从新世纪走向新时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在整体格局上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文学资源的不断发掘和持续积累，传统领域的继承与新领域的出现，理论建设和方法论的多学科性整合，学术话语和研究理念的开放性对话，研究课题的生发与推演，学位教育项目的增设和专业细化，研究机构与专业学会的定位与互补，为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带来了持续性的创造活力，使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的理论建设滞后、问题导向错位、研究本体缺失等方面的不足有了极大的改观。诚然，理论方法论的自觉在今天看来依然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从研究趋向上看，民间文学研究界的理论方法论自觉和学术观念更新，打开了回归田野、回归传统、回归民间、回归文本、回归生活实践的反身性思考空间和此起彼伏的辩论场域。尽管回归路线存在多个方向，但作为“家乡”的民间文学不再是没有“遗产”可资依凭的一门“新”学科，而且是“多民族一国民俗学”的老家底。在非遗保护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看护好这份老家底，如何通过学术研究将之传给下一代，也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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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寅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2]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学科建制中有民俗学和民间文学（或称民间文艺学）两个概念，但在教育部学科目录中统称为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因而本章述及民俗学的地方包括民间文学。
[3] 详见刘锡诚《新时期民间文学搜集工作概况》，《民间文艺学学科建设讲演录选》，上海文艺出版社2019年版，第235—285页。文章归纳了1988—1999年十年间的民间文学资料学的重要成果。另参汪立珍《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建设回顾》，《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4期。
[4] 此据文化和旅游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前主任李松提供的统计结果。此外，“十部集成”中与民间文学相关的卷本至少还有音乐卷、曲艺卷和戏曲卷。
[5] 张志勇：《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启动实施》，《中国艺术报》2017年2月24日。
[6] 相关沿革参见黄建明、邵古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保护与发展报告：1982—2012》，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另参朱崇先《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
[7] 吴肃民、莫福山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古籍举要》，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
[8] 布洛陀是壮族先民信仰崇拜的人文始祖；“麽经”即布洛陀经书，为布洛陀文化的重要载体和核心内容，被誉为壮族文化百科全书和创世史诗。
[9] 邓敏文：《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另参吕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国家学术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文中述及，据邓敏文《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总目提要》和后补充的信息，截至1998年，民族文学史著作（不包括民族文学概况类书籍）已经出版了54种。孟令法近期做过一次不完全统计，这类著作已经上百种。这里仅以《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丛书·云南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第2版）为例。该丛书收入云南13个民族（彝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佤族、布朗族、阿昌族、普米族、怒族、基诺族、德昂族、独龙族）的族别文学史或文学简史，经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编纂，由云南民族出版社于2014年推出，共计450.8万字。
[10] 就民族文学关系史而言，可参耿金声《西北民族文学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李炳海《民族融合和中国古典文学》，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刘亚虎、邓敏文、罗汉田《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民族出版社2001年版；郎樱、扎拉嘎《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贵州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等论著。
[11] 刘魁立：《继往开来——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学术会上的发言片断》，《民族文学研究》1987年第2期。
[12] 吕微：《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研究：国家学术与现代民族国家方案》，《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
[13] 张炯、邓绍基、樊俊主编：《中华文学通史》（10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14] 张炯：《走向完整的中国文学史研究——〈中华文学通史〉导言》，《文学评论》1996年第4期。
[15] 梁庭望：《20世纪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南民族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
[16] 朝戈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
[17] 刘跃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四十年》，《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18] 梁庭望：《中国诗歌通史·少数民族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19] 赵敏俐：《多民族特点与世界性眼光——略论新世纪的中国诗歌史观》，《文史哲》2012年第4期。
[20] 王文章、刘文峰、李悦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戏曲剧种发展史》，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赵志忠：《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戏剧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版。
[21] 曲六乙：《中国少数民族戏剧通史》，中国民族摄影艺术出版社2014年版。
[22] 施爱东：《“概论教育”与“概论思维”》，《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1期。
[23] 这里仅举几种比较研究成果。雷茂奎、李竟成主编：《丝绸之路民族民间文学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马学良等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子贤主编：《多元文化与民族文学：中国西南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陈岗龙：《蒙古民间文学比较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郎樱：《中国北方民族文学比较研究》，民族出版社2011年版。
[24]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通释》，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版；相关评价见施爱东《让边缘活力成为中心话语》，《中华读书报》2007年11月14日。
[25] 王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和问题研究——基于国家级非遗项目和代表性传承人的分析》，《文化遗产》2018年第2期。需要说明的是，这篇文章中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传承人统计尚未纳入第五批中的46人。
[26] 施爱东：《“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艺作品著作权保护”的内在矛盾》，《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
[27] 姚慧：《何以“原生态”？——对全球化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反思》，《文艺研究》2019年第5期。
[28] 习近平：《要重视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新华社“新华视点”微博2019年7月16日。
[29] 20世纪80年代初，在编纂“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期间，为增强民间文学工作的科学性，一律用“采录”来取代原先的“搜集整理”。参见刘守华《论民间文学的“改写”》，《民俗研究》2019年第2期。这种工作原则的更变，也为后来的资料利用和学术反思带来了不同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