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文学研究的深化及其代表性成果的涌现
《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第四节 文学研究的深化及其代表性成果的涌现,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20世纪80年代学科再出发之际提出诸多命题和学科理念，在90年代以至21世纪的近20年中一一得以兑现，并有深化拓展之势。
黄子平等三人提出的“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尽管有着诸多争议，赞同者对此概念的理解也不尽一致，但在实践中，此概念最为有力处便在于打通近代、现代和当代的界限，使得研究者可以在一个较为完整的历史时段中找寻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因此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层面均被广泛地接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对此有积极的推助，特开辟了近代文学与“十七年”文学栏目。而海外汉学界，尤以哈佛燕京学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如王德威，其学术立足点也恰是晚清，他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提法在国内影响广泛，从交流的角度看，关注晚清等新的学术领域，亦便于双方的对话和相互启发。2002年揭晓的首届王瑶学术奖中便有着眼于清末民初的力作：刘纳的专著《嬗变——辛亥革命时期至五四时期的中国文学》。与改革开放之初面临西方汉学界时的压力重重不同，经过近20年的学术快速发展，以及坚实的文献修养和积极的理论训练，中国学者在与海外汉学界的对话中占据了优势，能够提供更为厚重且具有权威性的研究成果。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近30年中，随着高校中文系规模的不断扩大，现代文学研究界亦兴起了一个著史的热潮，以“20世纪的中国文学”命名的通史、文体史、地区文学史著作在15种以上，如孔范今、黄修己分别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陈鸣树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大典》，黄曼君主编的《近百年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易新鼎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发展史》，姚春树、袁勇麟的《20世纪中国杂文史》等。[17]
20世纪80年代文学史观讨论中特别强调的社团流派、雅俗、外来影响和地域等视角，90年代后均有相应的成果体现。如1993年温儒敏的《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1995年马良春、张大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徐迺翔、黄万华合著的《中国抗战时期沦陷区文学史》，1997年孙玉石撰写的《中国现代主义思潮史论》，1998年朱寿桐主编的《中国现代主义文学史》，2000年范伯群主编的《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2009年杨义主编并由张中良、赵稀方、李今等人分别承担的六卷本《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等，均为各专项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20世纪80年代便已提出的有关台港澳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话题，在90年代随着香港、澳门的陆续回归，以及国内学术界与台港澳及海外汉学界交流的日益密切，在理论层面力图涵盖上述地区的文学史理念，也成为研究热点。而汉语媒介则成为研究首先关注的因素，如朱寿桐主编的《汉语新文学通史》（2010），便试图在语言载体和新文学的价值尺度的结合中找到拓展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契机。
当上述视角成为研究者的普遍共识，现代文学史著作包含的体量急速扩展，如学术型文学史著作张炯、樊骏等人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现代文学”卷，有学者评析时便指出，该书“增添了以往现代文学史很少写到的通俗文学、电影文学、儿童文学、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沦陷区文学等，并且分别设立专章专节”，此做法“不仅是一个叙述内容的简单增添与研究对象的扩大，而是意味着文学史观念的一个突破。其中最有意义的就是‘新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通俗文学的叙述；‘汉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少数民族文学的叙述；以及‘大陆文学中心’的破除，引入了台湾文学的叙述；而儿童文学、电影文学、民间文学等的引入，则是意味着‘现代文学’概念的扩张”。评论者进一步提出：“将曾被排斥、遗漏在外的文学重新纳入现代文学的叙述，这不应是简单的拼盘式的‘1+1’，它所引起的是一个研究格局的深刻变化：不再是孤立的分别的研究，而是从‘新小说’与‘通俗小说’，‘新诗’与‘旧体诗词’，‘话剧’与‘戏曲’二者的既对立、竞争、制约，又互相渗透、影响的‘关系’中去把握中国现代小说、诗歌、戏剧的生态发展，由此将会展现出一种新的文学景观。在这方面，有广阔的研究前景，还有许多艰苦的工作要做。”[18]
钱理群、温儒敏、吴福辉合著的作为高校教材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本）同样为通俗文艺、台港文学等内容提供了专章，意味着此种文学史观念将在更大范围内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教学相关，对文学史本身的质疑也颇有意味，若干高校中文系对于过分依仗文学史、忽略学生文本细读能力的问题有所警觉，因此刻意避免文学史教学，而试图在文本细读和赏析课程中贯穿史的观念，较为折中的做法如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以代表作家和代表作品实现以点带面的教学效果；较彻底的则有陈平原提出的“假如没有文学史”的思路，并试图通过复现民国时期的文学课堂，为此构想找寻渊源。[19]
文学史编写形式方面还有两类极具启发意义的尝试。一个是由杨义、张中良和中井政喜开启的“图志”形式，他们广泛收集现代文学发展过程中较有特色的书影、封面、插图、作者像以及题词、篆刻等图像资料，充分开掘图片本身包含的历史、文化意味，写法上则借鉴唐弢的书话，强调“以图出史、以史统图”，较此前郑振铎等人热衷的插图本操作，“图志”在图文关系上显然具有革命性的突破。图志的出现正赶上世纪之交社会上兴起的读图热，因此在学术界内外均产生了广泛影响，以“图志”命名的文学史著作大量出现。这里面真正具有学术含量和文献价值的则是徐迺翔主编的大型图书《20世纪中国文艺图文志》。另一个有启发性的思路则是编年史的写作。1949年之后，“以论代史”还是“论从史出”，一直是治史者争论的焦点。编年史的倡导者显然试图将“论从史出”的思路做到极致，在对资料极其精熟的前提下，尽可能隐藏自己的观点，将倾向性尽数包含在对于资料的编排之中。编年史最早由卓如和鲁湘元在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并以文学研究所现代室的集体力量编写，但此后命途多蹇，直到2013年才由河北教育出版社以《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1900—1931）》的名义出版。[20]同年出版的还有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由钱理群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15—1927）》，以出版业的视角重组文坛发展走向，亦别具特色。但最具学术含量的则推刘福春个人编撰的《中国新诗编年史》，对1917—2000年的中国（含台港澳地区）新诗创作、出版、评论情况有全面的呈现。作者在新诗资料方面致力多年，对材料极其精熟，近300万言的编年史著作编排资料颇具匠心，既坚持资料直观的呈现，又通过将相关资料加以汇集的方式，拓展编年史的叙述能力。[21]
学术史的研究在20世纪90年代后亦有长足的发展，此领域成就最为显著的当推中山大学的黄修己教授。他在1995年出版《中国新文学编纂史》，2007年又推出修订版。对现代文学史的编写情况有全面的记录和评析。温儒敏等人编写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概要》则在2005年出版，对于文学史观的变化和重点研究领域的进展亦有较详细的讨论，为中文专业学生了解学科概况较好的入门书。更年轻的学者，如邵宁宁、郭国昌、孙强编撰的《当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1949—2009）》，对不同学人、不同学术思路的传承有较为深入的开掘，展现出学术发展中自觉的流派意识。学术史研究中更具突破性的尝试则是洪子诚提出，并得到程光炜、贺桂梅响应的将“80年代作为方法”的学术思路。洪子诚非常敏锐地注意到80年代学术发展所包含的方法论因子，注意到当年的研究者将80年代和“五四”时代进行同构的心理趋向，并在此意义上反思现当代文学学科在发展理念和概念设定的过程中所具有的倾向与局限。如程光炜在讨论“十七年”文学的评价困境时，便提出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看法：“现代文学”这一概念实际是80年代新启蒙的产物，我们在认可了“现代文学”的合法性之后，又用同一套知识代码去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文坛，从而将“十七年”变成了非人性和非文学性的文学年代。[22]“十七年”文学对研究者而言，不是一个是与否的问题，它意味着我们必须调整自身的知识结构，才可能打通现当代学科的壁垒。
资料建设方面，20世纪90年代至今亦有长足发展，最具突破性的成果无疑是1998年出版的钱理群主编的《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全书逾540万字，记录文坛大事记略1268条，涉及文艺社团466个，作家611人，报刊1200种，书籍1645种，对研究界而言具有填补空白的重大意义，为沦陷区文学系统研究的开展提供了厚重的资料基础。其中，尤以封世辉的史料卷最为坚实。此后，徐迺翔、黄万华、张泉、陈青生等人分别推出了关于东北、北京、华北、上海等地沦陷时期文学状况的研究专著。此外，各类作家文集、资料汇编等也大量出版，如周作人、沈从文、丁玲、周扬、冯雪峰、唐弢等，一方面推动了相关研究的迅速发展，另一方面也引发了研究者对于全集、文集编排体例、收录标准的深入讨论。2009年文学研究所与知识产权出版社合作，将“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书目再版，并加入此前未能出版的若干部资料集，使其总量达到100部以上。这是目前最为完整的现代文学资料丛书。2010年，由吴俊、李今、刘晓丽等人组织各高校博士生参与编写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新编》出版，收录期刊657种，总字数700万字，该书试图在8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期刊目录汇编》的基础上有所拓展，以目录学的建设推动研究工作的发展。但该书的收录标准、内容的准确率亦引发研究者的广泛批评，当此前的学术组织方式解体，如何有效地组织大规模的史料建设工程，这实在是极具现实意义的话题。
资料建设方面的一大进展是文献数据库的建设，尤其是以“晚清民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大成老旧刊”、CADAL及民国报纸系列为代表的网络资源建设，对于研究者的帮助巨大。它们打破了资料垄断，使研究人员查阅民国文献极其便利。这些数据资源基本采用扫描的方式，保持期刊和书籍的原貌，从而保证资料的准确性；同时大多支持全文检索，极大地提升了资料查找的效率。樊骏在《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中便已预见到电子资源在推助学术发展中的优势，而此领域在当前更有广阔的前景。
在具体研究领域中，传媒研究成果丰硕。20世纪90年代至今，对期刊和图书出版机构的关注长盛不衰，前者如对《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文艺复兴》等杂志的专题考察为数众多，后者则有刘纳的《创造社与泰东书局》、杨扬的《商务印书馆：民间出版业的沉浮》、陈树萍的《北新书局与中国现代文学》等专著问世。王本朝等人致力的文学制度研究同样关注者甚众，尤其是在对“十七年”文学的解读中，此切入方式颇有助益。对国民党民族主义文学运动的考察则有倪伟2003年出版的具有开创意义的著作《民族想象与国家统制》，引发了诸多研究者对国民政府官方文艺政策和创作实绩进行系统的清理，亦可补以往研究之空白。80年代兴起的方法热，使得心理分析、叙事学、后殖民理论、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等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常用工具，相关成果众多。
2000年以后，几个传统的研究领域重趋活跃。首先是抗战文学。张中良对表现抗战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的文学创作均进行了深入研究，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他对衡阳保卫战、昆仑关战役等战记文学作品的系统解读。文学研究兼具人文属性和科学属性，在讨论历史性较强的话题时，研究者应该有责任也有能力拿出较为翔实周密的数据资料，确保讨论的精确性与严肃性。此实证精神在抗战文学研究的复兴中起到了关键作用。20世纪四五十年代转折之际的研究也赢得研究者的充分关注，大批学人转向了该领域，在扬弃了以革命史和新民主主义理论结构文学史的偏执做法后，研究者重新注意到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塑造的文学传统对于共和国文学体制的深刻影响，此转折年代恰意味着文学生产方式的重塑，是我们真正打通现当代学科壁垒的关键点。重新思考讲话精神、探寻共和国文学经验，正是当前学术发展的重要生长点。左翼文学和解放区文学的研究也再度兴盛。随着近代史领域的拓展，研究者对此文学现象的研究，可以从中获得更多的政治与社会方面的资料支持，这使得他们对文艺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不再作抵抗性的理解，而是充分意识到政治负载大大增加了文艺的社会历史内涵，进而影响到中国现代文学的审美形态。从抵抗到理解，亦可看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观念层面的自我更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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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张大明《现代文学史料建设》，未刊稿。
[2] 俞子林：《艰难的历程——出版“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的回忆》，《出版史料》2009年第1期。
[3] 樊骏：《这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工作的整体考察（上）》，《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4] 唐弢：《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问题》，《文史哲》1982年第5期。
[5] 唐弢：《艺术风格与文学流派》，《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4期。
[6] 黄淳浩：《缅怀马良春同志》，《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2年第2期。
[7] 参见孙玉石《〈野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杜学忠等《论李金发的诗歌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3年第1期）、郑择魁《试论戴望舒诗歌的独特性》（《浙江学刊》1985年第5期）等。
[8] 参见田本相《论西方现代派戏剧对中国话剧发展之影响》（《南开大学学报》1983年第2期）、严家炎《论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吴福辉《中国新感觉派的沉浮和日本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6年第4期）等。
[9] 参见范伯群《试论鸳鸯蝴蝶派》（《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1年第2辑）、刘扬体《病态文学的盛衰——鸳鸯蝴蝶派初探》（《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2年第1辑）等。
[10] 参见沈卫威《试论东北流亡文学的独立体系和结构形态》（《学习与探索》1987年第6期）、黄万华《研究沦陷区文学应重视文化环境的考察》（《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金训敏《“回归”：沦陷区文学思潮的矛盾运动》（《文学评论》1989年第6期）等。
[11]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
[12]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志》中记录在此28个项目中有中文专业13项，其中文学研究所主持6项；《全国文艺学科规划会在桂林举行，外国文学方面确定九个重点项目》记录外国文学专业9项，其中外国文学研究所主持3项，合作主持1项，艺术研究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人民文学出版社各1项。李若飞《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30年发展进程研究》提及艺术学共6项，其中《中国话剧史》（葛一虹主编）和现代文学关系密切。
[13] 《文学研究所所志初稿（1953—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内部征求意见稿），第181页。
[14] 樊骏：《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当代性》，《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
[15] 樊骏：《我们的学科：已经不再年轻，正在走向成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5年第2期。
[16] 樊骏：《关于开创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新局面的几点想法》，《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年第1期。
[17] 秦弓：《现代文学研究60年》，《文学评论》2009年第6期。
[18] 钱理群：《新的可能性——读近年出版的几本现代文学史笔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2期。
[19] 陈平原：《假如没有文学史》，《读书》2009年第1期。
[20]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编年（1932—1949）》，河北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后纪”。
[21] 孙民乐：《不屈不挠的博学——评刘福春〈中国新诗编年史〉》，《现代中文学刊》2013年第5期。
[22] 程光炜：《我们如何整理历史——十年来“十七年文学”研究潜含的问题》，《文艺研究》201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