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末(1978—1999)的古代文学研究热点问题
《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第二节 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末(1978—1999)的古代文学研究热点问题,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随着政治上的拨乱反正与新时期的到来,古代文学研究逐步摆脱封闭的文学社会学研究的模式,回到文学本身。同时,随着中国逐步融入世界,中国古代文学研究逐步走出封闭、走向多元,呈现出以我为主、融化新知的新局面。表现在学术研究上,一方面文学的审美研究、实证研究成为学界主流;另一方面文本的综合研究、历史文化的综合阐释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相对于前三十年而言,这可以视为一种研究范式的转变。
文学学科对文学价值、文学鉴赏的关注,与古典文章学通过结集、评点总结写作经验的旨趣有着内在关联,因此“先秦散文”这一概念天然受到传统“古文”观念的影响。20世纪初的学者受现代文学理念的启发,对“先秦散文”的起源、分类、文学价值进行了初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学者对先秦散文的研究多集中于《左传》《庄子》等文学性较强的文本,重视对文学价值、文学成就的分析,对先秦散文的整体性问题关注虽少,但仍具有拓荒性的意义。[6]
改革开放后,学者摆脱了阶级分析法、五阶段论的束缚,对旧有的文学史观作出反思;而随着高等教育的恢复,也亟须编写新的文学史教材。作为中国古典文学中数量较多的体式,散文的起源和分类问题在这一时期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先秦散文的概念界定、类型划分、源流探索,从而成为散文研究不可回避的议题。这一时期的研究者更多地结合中国散文发展的实际历程,在传统经、史、子、集的分类之外,[7]追寻先秦散文的发展历程,厘定其概念范畴。[8]1986年,郭预衡的《中国散文史》出版,该书拓宽了“散文”的文体范围,将其起源上溯至商周时期的卜辞铭文,同时也将骈文、辞赋、政论、史论、传记、墓志及各体论说杂文包罗在内,[9]从而建立起“巫卜记事”“史家记事”“私家著述”三条散文史发展线索。漆绪邦主编的《中国散文通史》也以“卜筮散文”“史传散文”“哲理散文”“辞赋”四分散文传统,并提出不应局限于“纯文学的散文”和传统的“古文”观念。[10]
两部通史都将辞赋骈文归入散文门类,本身亦是受传统“古文”观念影响的体现,而针对其中一些具体的分类,学界也存在一定争议。[11]其最大的意义在于开拓了先秦散文的研究范式,构筑起了“先秦散文史”这一文学史叙事,使“先秦散文”作为一个整体性的概念,进入文学研究视域并发展为一个重要门类。
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选》学的复兴,是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又一突出的现象。《文选》的编者是南朝梁武帝之子昭明太子萧统,所以《文选》又称为《昭明文选》。《文选》是现存第一部诗文总集(《诗经》是第一部诗歌总集,《楚辞》是单体文学总集,在目录书中常常另立一类),也是研究汉魏六朝文学最重要的文献之一。隋唐以后《文选》学大盛,李善注《文选》尤通行于世,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书目,文人创作诗文常常要用到《文选》里的典故。陆游《老学庵笔记》中提到唐代有“文选烂,秀才半”的俗谚,杜甫在《宗武生日》一诗里勉励自己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杜甫自己就是熟精文选理,近代学者李详曾撰有《杜诗证选》一书。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文选》学遭遇了厄运,当时有“桐城谬种、选学妖孽”的说法,但仍有黄侃的《〈文选〉平点》、高步瀛的《〈文选〉李注义疏》、骆鸿凯的《文选学》等著作问世。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文选》学研究则完全衰落了,“从1949年到1978年近三十年间,‘文选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不足十篇”[12]。
20世纪80年代,《文选》学研究再度复兴。自1988年在长春召开第一届《文选》国际学术研讨会,至今已在郑州、镇江、北京等地共召开了十三届。1994年成立了《文选》学研究会,著名学者曹道衡先生担任首任会长。
与此同时,《文选》学的研究呈现出文献整理与文本研究两翼齐飞的景象。文献整理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文选》学丛书的影印,以《〈文选〉学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影印民国时期《文选》学研究文献)、《〈文选〉研究文献辑刊》(共60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版。宋志英、南江涛编,影印宋代至清代比较重要的《文选》学研究著作四十二种,其中不乏罕见之本)为代表。关于出土《文选》学文献、域外文献的系统整理校订,有饶宗颐编的《敦煌吐鲁番本〈文选〉》[13]、周勋初编的《唐钞文选集注汇存》[14]、俞绍初编的《新校订六家注〈文选〉》[15]等,可以说为《文选》学研究的真正拓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文本研究方面,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相互支撑,理论思考与学术史思考的交相辉映,学理追问与普及垂世的并行不悖,教学活动与研究活动的相辅相成,将《文选》学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内部研究注重文本考证,而随着大量唐抄本、日抄本、域外文献的面世,借助新文献进行综合性的文本考证,成为当代《文选》学研究的一大亮点。如罗国威的《敦煌本〈昭明文选〉研究》[16]《敦煌本〈文选注〉笺证》[17]、金少华的《古抄本〈文选集注〉研究》[18]《敦煌吐鲁番本〈文选〉辑校》[19]就是这方面的有益尝试。外部研究注重《文选》学周边资料的系统整理汇编,郑州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出版了关于《文选》研究的论集和索引,以及《〈文选〉资料汇编·总论卷》《〈文选〉资料汇编·赋类卷》《〈文选〉资料汇编·序跋著录卷》[20]等。而围绕《文选》学展开的一系列学理探讨,如版本研究,如傅刚的《〈昭明文选〉研究》[21]与《〈文选〉版本研究》[22]、范志新的《〈文选〉版本论稿》[23]等。评点研究,如赵俊玲的《〈文选〉评点研究》[24]《〈文选〉汇评》[25]等。《文选》学史研究,如王立群的《现代〈文选〉学史》[26]《〈文选〉成书研究》[27]、胡大雷的《〈文选〉编纂研究》[28]、汪习波的《隋唐〈文选〉学研究》[29]、韩晖的《〈文选〉编辑及作品系年考证》[30]等。分体研究,如胡大雷的《〈文选〉诗研究》[31]、李乃龙的《〈文选〉文研究》[32]、冯莉的《〈文选〉赋研究》[33]等。注释研究,如曹道衡、沈玉成点校高步瀛的《〈文选〉李注义疏》[34]、冯淑静的《〈文选〉诠释研究》[35]等。除此之外的《文选》李善注引书、陆善经注、五臣注、钱氏选学、何焯选学等都出现了新的开拓式研究。
以教学、普及为目的,也出现了大量讲解、校读、注译《文选》的著作以及讲义,如屈守元的《〈文选〉导读》[36],游志诚、徐正英的《〈昭明文选〉斠读》[37],胡晓明的《〈文选〉讲读》[38],张葆全审订、樊运宽等注译的《新编今注今译〈昭明文选〉》[39]等,都为《文选》及《文选》学在新时代的进一步普及提高做了很多切实的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日本学者神田喜一郎、清水凯夫提出的“新文选学”概念,国内学者如许逸民、傅刚、顾农、屈守元等都给予了积极的回应,或肯定,或否定,并由此引发了关于《文选》学研究路径的重新思考,如许逸民在其《再论“选学”研究的新课题》一文中强调:在“新文选学”和“传统选学”之间筑一道墙,完全割断二者的联系,是不可取的。新文选学的研究当扩大视野,拓宽领域,加强历史学、文艺学研究的色彩,传统选学校勘注释评点也仍可发挥其作用。则新文选学可约略划分为“八学”:一、文选注释学;二、文选校勘学;三、文选评论学;四、文选索引学;五、文选版本学;六、文选文献学;七、文选编纂学;八、文选文艺学。[40]2017年凤凰出版社出版的刘跃进编著、徐华校订《〈文选〉旧注辑存》二十卷本,可以说是综合《文选》版本、注释整理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
在经历了20世纪的几番波折之后,《文选》学在当代已再次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文选》学的发展轨迹,正如一个古代文学作品经典在当下视野中重新受到瞩目一样,也为传统经典的当代化带来了新的思考空间和价值考量。
留美学者陈世骧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中国文学的传统是一种抒情的传统[41],这一“抒情传统”论在留美学者、我国台湾学者中引起巨大反响。高友工从70年代至90年代,发表了数篇关于“中国抒情美典”的论述,其中包括长篇论文《中国文化史中的抒情传统》[42]、专著《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43]等。萧驰、宇文所安、陈国球等均对这一论题有所发展,“抒情传统”论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中国古代文学乃至整个中国古典文化的阐释框架。
20世纪80年代末,“抒情传统”论传入中国,大陆学者开始尝试使用这一理论探寻中国诗歌的发展规律,或借其理论框架考察特定文学作品。[44]可以说,“抒情传统”的讨论,启发了中国学者对“中国文学传统”的思考,但是,将某种文学的特征视作其唯一道统,这一方法本身也引发了较多争议。从90年代开始,已有学者试图提出“叙事传统”来对抗“抒情传统”的定论,尝试证明中国文学传统中同样存在一条叙事线索。[45]21世纪以后,大陆学者则从理论、实践等多个层面对“抒情传统”论提出了系统的批判和反思。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龚鹏程的一系列论述[46],他认为“抒情传统”论以西方抒情诗为本位,缺乏对中国诗内在复杂性的体认,有悖于文学事实。李春青于2017年发表《论“中国的抒情传统”说之得失——兼谈考量中国文学传统的标准与方法问题》[47],从方法论层面对“抒情传统”论作出批评。论文认为,“抒情传统”论具有本质主义倾向,是对古代文学多元性的一种遮蔽;其说缺乏历史视野,未能理解文学现象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动态关联;其对“抒情传统”成因的解释,则失于主观建构。这一批评得到年轻学者的广泛响应,也引发了对于如何接受海外汉学成果的讨论。如谢琰提出,海外学者对文本细读能力的欠缺、对大陆学者研究成果的陌生,是造成“抒情传统”论疏离于研究对象的原因;[48]颜子楠提出,相对于作为比较学科的欧美汉学,国内学者更应聚焦于西方经典的研究范式,并以结构主义的文本分析法,将高友工提出的“朦胧”美典拆解为逻辑关系,从实践层面对“抒情传统”论作出突破。[49]
围绕“抒情传统”论产生的讨论,集中体现出海外汉学对国内古典文学研究的启迪作用,但限于其比较性的研究视角,其阐释框架存在一定局限性。中国学者已经认识到,在新理论的启发下,仍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学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探索更切合古典文学实际情况的阐释路径。
唐诗是我国文学史上最为璀璨的明珠之一。三百年间,名家辈出,佳作纷呈,千百年来,受到上至帝王,下至普通民众的广泛赞誉和喜爱。唐诗的发展和繁荣既受诗歌史本身发展嬗变的内在因素制约,也必然与唐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因素有关。但是造成唐诗如此繁荣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则是一个需要学术界深入研讨的问题。此问题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出版的几部文学史中都有所涉及,如1958年出版的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北大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1962年出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等对此从经济繁荣、文化开放、文禁松弛等不同角度予以剖析。但是真正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讨论和争鸣是在改革开放以后。
文学研究所编《唐诗选》的“前言”在该书出版前作为单篇论文发表于《文学评论》1978年第1期。由余冠英、王水照执笔的这篇前言认为,唐诗的繁荣首先与唐代的经济高涨和文化高涨密不可分,庶族地主阶级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唐诗的繁荣取决于这一阶层力量的勃兴和发展。以诗赋取士也是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因素,与此相辅相成,诗歌在唐代的社会应用价值得到空前提高。在内因方面,唐诗繁荣还取决于诗歌自身传统的发展。[50]对此,梁超然提出商榷,以为将诗歌繁荣与经济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与唐诗发展实际情况不符,且不同意庶族地主阶级是唐代诗坛的主要社会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性力量的观点。[51]黄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原因》认为,“初唐尚未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却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他更重要的原因”[52]。他认为,正是由于初唐时期的诗歌繁荣,才影响和促进了省试时以诗赋取士。其后,“前言”作者之一王水照发表《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53],对梁、皇甫二文的商榷进行答辩。提出文学繁荣与经济繁荣的联系或直接或间接,而唐诗繁荣属于前一种情况。又提出高宗调露二年即有进士加试杂文两首的记载,而杂文包括诗在内。因此将以诗取士定为初唐诗歌繁荣的原因无误。此外参加讨论者还有吴庚舜、廖仲安、张碧波等[54]。这种讨论一直没有间断,20世纪90年代以后仍有多篇著作和论文探讨此问题,如何林天的《唐诗的繁荣与佛学思想对唐代文学的影响》、刘尊明的《浅谈唐诗的繁荣景象及繁荣原因》、吴相洲的《唐诗繁荣原因重述》等。[55]由于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复杂性,讨论虽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对唐诗繁荣原因的认识还是在逐步深化,成为唐代文学研究中的重要一环。
科举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是中国古代最为成熟的文官选拔制度。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千丝万缕,因此成为改革开放以来最受瞩目的研究领域之一。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在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后颇受学界重视,不久又东传日本,出版日译本。此书从行卷角度切入,论证了唐代科举制度是如何促进文学发展的问题。虽篇幅不长,但论据扎实,考证严谨,具有一定典范性和指导意义。其后,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56]出版,同样产生了较大影响。该书试图通过史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或沟通,予以综合性的考察,以研究唐代士子的生活道路、思维方式和心理状态,并试图重现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社会习俗。其后,研究科举与文学关系的专著和论文层出不穷。相关专著有王勋成的《唐代铨选与文学》(2001)、俞钢的《唐代文言小说与科举制度》(2004)、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2006)、祝尚书的《宋代科举与文学》(2008)、陈文新等的《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2009)、王佺的《唐代干谒与文学》(2011)、余来明的《元明科举与文学考论》(2015)等。有关文学与科举问题的研讨会也举办过多次。如2008年在武汉大学召开的“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会后出版《明代文学与科举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几十年来,科举与文学的研究涉及面广,研究颇为深入,既有从宏观角度研究科举与士风、文风的关系,也有不少从微观角度研究个别制度与文体的关系,如试策、试论、八股文等。相关文献整理方面的成果也颇为丰厚,史学与文学两个领域的学者勠力同心,共同完成了一系列科举文献的整理、订补工作,如孟二冬的《登科记考补正》(2003),傅璇琮、龚延明、祖慧的《宋登科记考》(2005),来新夏主编的《清代科举人物家传资料汇编》(2006),陈文新主编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2009),王洪军的《登科记考再补正》(2010)等。关于科举与文学关系的研究论文甚多,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20世纪80年代以来,思想的多元化使红学研究从“阶级斗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说”中超拔出来,学者们逐渐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社会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开始从美学、文化学的角度诠释《红楼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研究者运用传统美学、传统哲学、现实主义和唯物主义美学、接受美学、人性论、悲剧理论、文学人类学、叙事学、后现代理论等方法,来探讨《红楼梦》的主体性价值、主题的多义性、艺术意象和作者的审美理想。随着“文化热”浪潮的涌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90年代以后,包含了学术文化和大众文化现象的“红楼文化”应运而生,在学术与消费即精神价值与实用价值相碰撞时,消解的产生在所难免,这种文化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然而这一时期对《红楼梦》的民俗文化和物质文化的研究成果之丰在红学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从节日、丧葬、婚仪到饮食、服饰、园林建筑等,反映出与《红楼梦》“百科全书式”作品特征相对应的多角度研究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