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七十年来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撰著
《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第六节 七十年来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撰著,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在文学史的谱系中，文学批评史是一个重要且特殊的组成部分。从其重要性来说，文学批评的话语既是文学史脉络、格局得以形成的基石，也是评价、研究文学史的基础素材。从其特殊性来说，文学批评史记载的不是作者创作的历史，而是读者阅读、评价作品，进行文学研究，形成文学理论的历史，从而和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史有内容上的区别。文学批评史也可以称作文论史、文学接受史、文学研究史等，对它的研究也属于文学史研究和文艺理论研究、思想史或学术史研究的交集地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时代的变革和思想意识的更新，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书写与研究开创了崭新的局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一 七十年来的古代文学批评史代表著作
民国时期，我国学者即已开始了总结、写作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探索和实践。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都以“中国文学批评史”为书名，在充分搜集、整理中国古代文论资料的基础上，以清晰的问题意识勾勒了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大致脉络。与之类似的还有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上述著作都被多次再版、重印。
七十年来，随着我国学科建设体系的日益完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在数量与深度上都有了大幅度的拓展，以“文学批评史”或“文学理论批评史”命名的通史式著作至今已有四十余部。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周勋初的《中国文学批评小史》（1981），敏泽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1981），蔡钟翔、黄保真、成复旺的《中国文学理论史》（1987），张少康的《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1995），王运熙、顾易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史》（1989—1996），等等。另外，有些通史式著作虽然命名与研究方法与惯常的批评史有别，但其研究素材与解决的问题也属于批评史的范畴，如郭英德、谢思炜、尚学峰、于翠玲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史》（1995），尚学峰、过常宝、郭英德的《中国古典文学接受史》（2000），邓新华的《中国古代接受诗学史》（2012），等等。
此外，近年来还产生了更多针对古代某一文体、某一作家或作品的通史或断代式批评史著作，如方智范的《中国词学批评史》（1994）、许结的《中国赋学历史与批评》（2001）、陈洪的《中国小说理论史》（2005）、吴中胜的《杜甫批评史研究》（2012）、蒋寅的《清代诗学史》（2012）、孙克强的《唐宋词学批评史论》（2017）、王辉斌的《中国乐府诗批评史》（2017）等，再如小说研究领域对所谓“红学”的各种回顾和反思，都可列入文学批评史的范畴。这些著作或更加充分、细致地揭示了某一时期、某一文类的批评场域的全貌，或更加全面、客观地梳理了某类别文学作品被阅读、接受、评价的动态脉络，从而对文学批评史的写作与研究有了更加广阔、更加纵深的开拓与推进。
二 七十年来的古代文学批评史撰著成就
七十年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的研究持续深入，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取得了丰富、显著的成就。这些成就可总体概括为如下方面。
第一，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已相当广阔，并在相当多的方面有了纵深发展。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基本面貌和总体发展脉络已经得到了颇为全面、清晰的勾勒和剖析。近年许多新的文学批评史著作，叙述方式已经突破了单一以时代为线索的传统线性模式，而体现了更加突出、明确的问题意识。例如张毅的《唐诗接受史》（2012），从范式选择、律绝“活法”、表彰“唐音”、把握“正声”和格调，以及诗学理论总结、整理注释与普及等多角度，来展现后人阅读、品鉴、模拟唐诗的历史；孙克强的《清代词学批评史论》（2008）则通过南北宋之争、雅俗之辨、诗词之辨、正变论、范畴论、词学与禅学、词论与画论、流派论等各章内容，专题阐释了清代词学批评中的若干热点问题。各个时代、各个国别的文学批评发展历程，都伴随着对重要问题的发现、讨论和争鸣。文学批评史是问题的历史，本身即具有鲜明的问题属性。对文学批评史研究的不断深入，说明研究者发现问题的敏锐度和解决问题的成熟度在日益加强。
第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基于研究者扎实、深厚的古典文献学功底，也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研究形成了重要的促进和推动。文学批评史研究的拓展，往往意味着学界对于某一领域的批评文献有了新的发现和整理。例如，孙克强的《清代词学批评史论》在其书末“附录”中，对清代佚失词话和论词绝句组诗都作了详尽的辑考和胪列；陈伟文的《清代前中期黄庭坚接受史研究》（2012）对清代前中期刊刻的七种黄庭坚别集进行了逐一考释。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全宋笔记》《宋诗话全编》《明诗话全编》《清诗话三编》等重要文献的集成以及《历代文话》《历代文话续编》《稀见明人文话二十种》《历代赋学文献辑刊》等一系列散文研究文献的整理完毕，未来一定还会有更多高质量的古代文学批评史著作问世。
第三，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写作与研究的不断成熟，对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学术规范意识和研究思维起到了重要的培养功效。民国时期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陈钟凡、郭绍虞、罗根泽等人写作的几部文学批评史著作，即具有明确的教材属性；新时期张少康等人写作的文学理论批评史，也“既为专著，亦为教材”。应该说，如果没有系统接受过文学批评史的训练，没有充分阅读过文学批评史的经典著作，研究者很难形成严谨的学术意识和规范的研究方法。
文学批评史研究既可以专门指称针对所谓古代诗话、文话、评点等所谓“古代文论”的研究，同时古往今来针对所有作家、作品或文体的专题研究，都可以被纳入批评史的范畴。甚至可以说，我们今天对文学史和作家作品的写作和研究，都属于文学批评的一部分，也都有可能被后人写入新的文学批评史。古代文学研究若要取得更大的突破，则必须对文学批评史的研究有更高的重视和更有力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