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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学科的制度化建设及搜集研究的广泛展开(1949—1966年)

书籍名:《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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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民间文学事业的发展,尤其是为民间文学的理论研究和资料建设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和难得的机遇。1949—1966年,我国培养了大批民间文艺工作者和研究者,搜集了大量优秀的民间文学作品,产生了较多民间文学的研究成果,奠定了新中国民间文艺事业的发展方向。

这一时期的民间文学研究继承了延安时期的传统,对民间文学的意识形态性给予了充分的关注。“劳动人民”——主要指农民、手工业工人、近代产业工人以及出身于社会下层、活动在农村和城市的民间艺人——成为研究的主要对象,这一认识的形成,既同1949年以来强调阶级分析的思潮有关,也同“五四”歌谣学运动以来民俗学以研究下层民众的历史文化为己任的传统密切相关。在理论研究方面则强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考察民间文学中体现的民众生活、社会制度与民众心声。受此影响,一些特定体裁及内容,如劳动号子、农民起义传说,表现阶级斗争、表达劳动人民智慧的生活故事(如长工斗地主故事)等,成为研究的热门话题。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为主导的文学研究成为学科的主流。

当时,民间文学研究人员组成极为丰富,来自各个领域的学者参与其中,既有民间文学专家,也有历史学家、作家与从事一般文学研究的理论家,他们的研究形成了三种学术进路。其一是对民间文学作品的审美性分析,即以作家文学的方法来研究民间文学的思想内容、文学意蕴,展开主题论述、人物形象与艺术手法的分析等,代表性成果如何其芳的《论民歌》[3]、贾芝的《民间故事的魅力》[4]、天鹰的《论歌谣的手法及其体例》[5]等。其二是文艺社会学的研究,即以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为武器,分析考察作品中的社会政治与意识形态,代表作如钟敬文的《歌谣中的觉醒意识》[6]、萧三的《〈革命民歌选〉序言》[7]等。其三是以历史学的方法挖掘民间文学的历史文化价值,展开文史考证研究,如顾颉刚的《息壤考》[8]、丁山的《中国古代宗教神话考》[9]等。总体而言,从书面文学出发的研究占了大多数,即把民间文学等同于一般作家文学,把作品的社会政治作用和审美功能放在首位,以是否具有思想教育意义、语言是否精练、人物形象是否丰满等为标准来评判民间文学。

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也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民间文艺工作者通过采风来获取资料,即到以农村为主的基层社会,进行传说、故事、民谣等的搜集。尽管这种搜集以文本采集为首要目的,持续时间较短,但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下,仍然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大量散播在民众中的故事歌谣得到了搜集整理,成为民众阅读审美的重要资源。如今,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些经典的传说故事的版本,如《牛郎织女》《阿诗玛》《刘三姐》都诞生于那个时代。[10]

采风也极大地推动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与研究工作。1956年文学所组织了民间文学采录组,由毛星带领孙剑冰、青林、李星华、刘超、陶阳等到云南白族、纳西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调查等。这一时期采录的《阿细人的歌》《梅葛》(彝族)和《召树屯》(傣族)等叙事长诗,和《阿拉坦嘎鲁》(蒙古族)、《格萨尔》(藏族)等史诗,以及《白族民歌集》《纳西族的歌》《辘角庄》、“邓川调”等各种民歌、故事、传说资料集,为学界提供了宝贵的研究资源。学者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在民族民间文学的比较研究,民间文学的社会内涵分析,以史诗、叙事诗为代表的叙事体民间文学研究等领域,获得了相当可观的成就,出现了贾芝的《谈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11]、马学良等人的《关于苗族古歌》等代表作[12]。这一壮举扩大了中国文学的格局,将原本被相对忽视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纳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学版图中。

在革命意识形态影响下,还有大量关于革命斗争的民间文艺作品,如农民起义传说、革命传说与歌谣被广泛搜集,如安徽地区关于捻军的传说,河北等地关于义和团的传说,江西、湖北等革命老区流传的红色歌谣等。这些文本在经历了编辑后出版发行,为宣传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采风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极具影响力的搜集者,如孙剑冰、董均伦、江源等,他们的采录一般遵循讲述者的语言风格,但往往伴随着个人的创作加工,使故事更有文学性。他们的尝试虽然存在缺乏“科学性”的问题,但通过把讲述行为当成有独立意义的文学作品记录保存下来,并通过剪裁润色,起到了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添砖加瓦的作用。另外伴随着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文学史的撰写,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史诗、民间故事、神话、笑话等搜集、采录、整理等,从文学层面为多民族国家的建构贡献了力量。

在“人民口头创作”的名义下,民间文学研究成为一个边界相对清晰的学科,学术研究得以平稳发展,产生了大量成果,并为国家建设和社会动员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总体而言,其发展状况良好、平稳、有创造性。但同时,也体现出了一些不足:其一,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学科独立性未能得到充分发挥,部分研究有明显的庸俗社会学倾向;其二,研究范式过于单一,大多数研究是对民间文学的纯文本或文学分析,这一研究视域往往忽略了民间文学文本样态的多样性与多元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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