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中国比较文学的多元发展与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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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1世纪，中国思想界面对社会激变，力图从理论上给予新的解释和建构。在新的历史语境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文科学界存在一个不争的事实：“包括美学、文艺学在内的80年代人文科学（文学、美学、历史学、哲学等）热，已被90年代的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政治学等）热所取代；与此相应，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期——那套普遍主体、自由解放、学科自主以及科学主义的美学、文艺学话语，也不再像从前那样激动人心。”[14]这些因素都让90年代中期以后的文化界风格多元，也从客观上使得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日益学院化和专业化。尽管研究方法愈发多元化、研究成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学科危机论也相应而生，相关讨论此起彼伏。

一边界与危机：学科讨论

比较文学学科的边界问题和学科本体论问题一直是21世纪以来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界的重要问题。与西方国家比较文学学科的讨论相比，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尤其注重学科理论建设，特别关注学科边界和本体论的问题。《中国比较文学》期刊2005年第2期整期讨论的都是中国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问题。自2007年不再散排论文，而是按照不同的栏目分门别类地组织每一期刊物中的论文，之后一直到2013年为止，“比较文学学科建设”或“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是期刊中的常设栏目，七年时间一共发表八十余篇论文，其中2009年第3期的“比较文学学科建设”中有多达十一篇相关论文。在2014年取消这一常设栏目之后，刊物仍在2016年第1期设立了“学科前沿世界文学理论：起源与发展”这一特别栏目。

国内学者特别热衷于讨论学科危机等问题，国际比较文学界又在不断为之扩张边界，不断地纳入新的学科内容。在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关于学科理论的探讨中，有两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其一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其二为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不管是追溯“世界文学”一词最早出现的语境和人物，还是讨论其当下和“比较文学”之间的联系与区别，这种热烈、持续的讨论都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界的亮点。同时，中国学者也认识到“世界文学”概念中隐含的西方中心主义，并提出克服这一弊病的可能路径。陈跃红的《什么“世界”？如何“文学”》[15]、叶舒宪的《“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三论当代文学观的人类学转向》[16]等论文，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二日益专业化、深化的比较文学研究

（一）机构与丛书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在前二十年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学科更成建制，领域不断发展完善。2000年9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与外国文学研究所合办的“比较文学研究中心”宣告成立。2002年，北京大学、四川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被批准为首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重点学科，我国最早成立的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已于2015年迎来了三十年的庆典，并与复旦大学数次举办北大—复旦比较文学论坛。2004年6月，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主办的刊物《中国比较文学教学与研究》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主编刘献彪、孟昭毅，执行主编葛桂录。2006年，唐建清等编辑的《中国比较文学百年书目》出版，编入的书目均为在中国正式出版的比较文学论著，收录了一百年来（1904—2005）中国（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学者及海外华人学者编撰的有关比较文学图书一百二十余种。同年中华书局出版了高旭东主编的“比较文学与文化新视野”丛书；由乐黛云和王向远合著的《比较文学研究》出版，系“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之一，该书更多地通过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百年历史来验证和思考学科的意义、定位和目标。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当代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文库”首批十四种出版。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界标志性成果的集中展示，选编了十四位著名学者最具代表性的论文。2015年2月，由曹顺庆担任主编，曹顺庆、孙景尧和高旭东共同担任首席专家的《比较文学概论》[17]出版，该书是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成果之一，也是目前国内比较文学学科最新、最全面的教材。同年11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和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共同创办的英文刊物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成功申请到发行刊号，第1期在2016年4月发行。这是世界上第一份以“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命名的刊物，反映出了中国比较文学学者对于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之关系的重视与构想。

（二）传统和新兴领域的发展

国际文学关系研究具有基础性和起始性意义，在21世纪，有新气象的研究体现在：第一，对“异国形象”的关注研究，一直属于传统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而到当代，因借助于符号学、接受美学等理论与方法论，其被体系化为“形象学”的研究。第二，许多学者在发掘和梳理交流史实的同时，还对国际文学关系的发生机制和深层原因作出了积极的理论探索。比如严绍璗提出在民族文学视野下探讨双边或多边文学文化关系的“文学发生学”。第三，运用比较文学理念与方法进行东亚汉文学和诗学比较研究，对开拓学术研究增长点富有启迪意义。

作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亮点领域，比较诗学在21世纪也出现了新的发展。主要成果有饶芃子、周宪、曹顺庆、余虹、杨乃乔、陈跃红等人的相关论著。其研究的范围不断扩大，如曹顺庆的《中外文论比较史·上古时期》（1998）探讨了比较诗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还突破了囿于中西的惯例，把研究视野拓宽至印度、东亚和阿拉伯等文论领域。再者，还有兼具系统性、导论性和实践性的陈跃红的《比较诗学导论》；对诗学比较研究作哲学思考的杨乃乔的《悖立与整合》、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等。再如王岳川对20世纪西方文论的系列研究、王宁对后现代文论的系列研究、戴锦华对电影文本的文化诠释、王一川的形象学诗学研究都有代表性。

21世纪以来，文学人类学发展十分活跃。2003年，叶舒宪的专著《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及其主编的“神话历史”丛书，集中体现文学人类学的学者们的探索实践。此后，“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入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得到学术界关注。[18]

另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是译介学。译介学是近二十年来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得较为迅速、富有生气的研究领域，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为译介学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理论活力。在译介学理论的推动下，2004年上海外国语大学获批建立了国内首个独立的翻译学专业博士点和硕士点。2006年出版的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19]，堪称翻译史研究领域中的里程碑式著作。《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1880—2005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索引》[20]出版于2006年，是一本汇总翻译理论资料的工具书。在文化翻译的理论建设方面，王宁的《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21]、谢天振的《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22]都是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在中日文学关系研究方面，21世纪以来的研究呈现出系统性、多元性、穿透性的特点，发展迅速，硕果累累。其背景是改革开放初期走进大学校门、受过系统训练、通晓日文甚至曾经留学日本的新一代学者成长起来。2001年，王向远出版了《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对百余年间日本文学在中国的翻译状况进行了系统梳理，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良好基础。同年，王中忱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越界与想象——20世纪中国、日本文学比较研究文集》，阐述了殖民、现代性、文体变革等中日文学之间的本质性问题。张哲俊的《中国古代文学中的日本形象研究》（2004）独辟蹊径，在更大的视野、更久远的历史纵深中认识文学中的国家民族想象。董炳月的《“国民作家”的立场——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2006）从边缘性、跨国性文本出发，以“国民”身份为焦点，探讨中日现代文学关系，《“同文”的现代转换——日语借词中的思想与文学》（2012）从关键词入手综合讨论近代以来中日间的语言、文学、思想问题。李怡的《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2009）、李兆忠的《喧闹的骡子——留学与中国现代文化》（2010）、赵京华的《周氏兄弟与日本》（2011）、王志松的《20世纪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2012）等，均对中国现代文学、中日文学关系乃至中外文学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阐释。

三挑战与机遇

中国比较文学在改革开放的最初二十年间打开新局面，迈入21世纪之后蓬勃、多元发展，进一步融入世界比较文学研究语境，在国际领域获得认可。2005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ACLA）发布的比较文学十年发展报告中，特别指出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批评理论在美国比较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张隆溪在点评这份报告的时候特别指出了东西方比较对于拓宽比较文学的视野、超越传统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的重要性。这一提倡在21世纪20年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截至目前，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已经成功举办了十二届全国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年会主题从开始两届的“比较文学在中国的复兴”和“文学的空间与局限”，到第十二届的“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反映出中国比较文学从复兴到发展、从摸索到成熟以及与国际学界接轨并彰显自己特点的足迹。21世纪中国各大院校都积极地主办并参与了许多和国外的大学合作的双边比较文学交流会议。第二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将于2019年7月29日至8月2日在澳门举办，这次会议由国际比较文学学会（ICLA）、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澳门大学、深圳大学和澳门圣若瑟大学共同举办，是国际比较文学学会第一次在中国举办年会。2011年以来，呼应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发出的大力发展创新文化“走出去”模式、增强中华文化的国际竞争力与影响力、提升国家软实力这一号召，比较文学研究界以积极态度投入关于中国文学“走出去”相关问题的探讨，既体现了由本学科开放性特点所决定的对时代潮流与语境更新所一贯保持的学术敏感性，又彰显了研究者自觉参与国家文化发展重大问题、回应时代挑战的学术责任感。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从那以来，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注，中国进入了更加受到全世界瞩目、在全球经济中重要角色更彰显的时代。与此同步发展，近些年来出现了大量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研究，中国与中亚文学关系成为中国比较文学新的增长点，中国西北是多元文化发生、发展、交融的地方，是比较文学研究的潜在沃土。从目前来看，已发表的论文提出了一些问题，同时也让我们看到这一领域的难点所在。

总之，国内和国际环境共同造就的有利外部条件，与文学研究自身的发展规律形成合力，促成了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的发生、迂回与复兴。进入21世纪，电子信息技术发展速度惊人，交通、通信、传媒等领域日新月异的变革使“全球化”“地球村”成为现实，不同文明间的接触、交流和碰撞、冲突成为常态。突破原有的视域局限，转向东西方比较的广阔天地，对比较文学的整体发展而言成为大势所趋。在比较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中，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中国无论如何也不能缺席。

从当今世界的现实情况看，由于中国崛起，世界格局正在发生巨变，即由欧美主导的全球化转向由中国发挥重大影响作用的全球化。在这样的背景下，比较文学研究理应更强调时代感和使命感、主体性和发展性。如果说“比较文学”学科的诞生是以“世界文学”的发生为基础的，那么，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基本框架应当建立在中外文学双向交流的基础之上，而不应仅仅以近代以来所谓的“欧风东渐”为基础。无论是在研究方法上，还是在研究对象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往往自觉不自觉地表现出“西方中心”的倾向，“中国主体性”不足。七十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为了建立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科主体性”，进行了不懈努力，但仍有待继续开拓创新。结合新时代，我们势必将比较文学研究与中国的社会状况、文化传统、文学实践紧密结合，建立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重要角色相应，党和国家领导层提出了把握国际话语权、有效传播中国声音的对外工作新理念。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一系列讲话中多次指出，“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融通中外是构建对外话语体系的关键”。这些决议和讲话表明，要发挥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就要以文化为纽带沟通中外，构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国际表达特点的话语体系。这种现实语境无疑是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新机遇所在。

* * *

[1] 郭沫若：《中苏文化之交流》，生活·读书·新知上海联合发行所1949年版，第17页。

[2] 刘守华：《比较故事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

[3] 刘守华：《民间故事的比较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4] 季羡林：《泰戈尔在中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2期。

[5] 林秀清、阎吉达：《卢梭、伏尔泰在中国》，《复旦学报》1978年第2期。

[6] 戈宝权：《郭沫若著作在日本》，《文献》1979年第1期。

[7] 王瑶：《论鲁迅作品与外国文学的关系》，《鲁迅研究》1980年第1辑。

[8] 乐黛云：《尼采与现代中国文学》，《北京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

[9] 温儒敏：《美国两教授谈比较文学》，《外国文学动态》1980年第3期。

[10] 赵毅衡：《是该设立比较文学学科的时候了》，《读书》1980年第12期。

[11] 谢天振：《漫谈比较文学》，《译林》1980年第3期。

[12] 乐黛云：《比较文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2页。

[13] 王向远：《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14] 陶东风：《主体性、自主性与启蒙现代性——80年代中国文艺学主流话语的反思》，载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1999年8月。

[15] 陈跃红：《什么“世界”？如何“文学”》，《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2期。

[16] 叶舒宪：《“世界文学”与“文学人类学”——三论当代文学观的人类学转向》，《中国比较文学》2011年第4期。

[17] 曹顺庆主编：《比较文学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

[18] 详见谭佳《“中国文学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会议综述》，《文学评论》2011年第4期。

[19] 马祖毅等：《中国翻译通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0] 文军主编：《中国翻译史研究百年回眸：1880—2005中国翻译史研究论文、论著索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21] 王宁：《文化翻译与经典阐释》，中华书局2006年版。

[22] 谢天振：《论比较文学的翻译转向》，《北京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

第三节 中国比较文学的多元发展与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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