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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中国比较文学研究70年

书籍名:《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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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比较文学作为新学科应运而生。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一词,最早出现在19世纪初期法国学者的著作里。比较文学的发生发展深受国际风云关系影响,在发展初期,它基本上是一门囿于西方世界的学科,无论是研究对象、选题还是问题意识、思考方式,都不出西方文学的范围,甚至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但是,随着第三世界的崛起,世界格局发生巨变,西方的文化自我中心设定受到多元文化强有力的冲击。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比较文学研究发生了由西向东的视野转移,开始了全球化进程。

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清末以来“西学东渐”的风潮中起步、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约三十年间,也直接受到“冷战”意识形态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它与新时期的社会发展一起壮大。在21世纪尤其是当下,它呈现出蓬勃的生机风貌,既面临新挑战,更迎接着新的机遇。换言之,中国的比较文学从诞生之初,深受“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观念影响,与“救亡启蒙”的主旋律共振;在新时期全面复兴,深度见证和参与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主题;在当下,诉诸建构“中国学派”与新时代话语,在学科发展逻辑上,不断发挥着它应有的跨文化交流与自我认同功能。



第一节 中国比较文学的发轫与沉潜


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比较”古已有之。在空间上,中国境内的多民族文化样态,促使中国文学研究或多或少都带有内部“比较”特点。在时间上,自古以来不乏对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关系,以及相互译介问题的研究。尽管作为方法的“比较”几乎无处不在,但“文学比较”与“比较文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作为一门学科的中国比较文学,其源头最早可追溯到20世纪初。



一 学科发展的初始阶段(1904—1949)


19世纪末,晚清中国遭受外族侵略,民族灾难空前深重。中国知识分子意识到要想强国,首先是开启民智,改良社会。从异邦译介文学及其理论,成为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最早的动力。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西方文论著作,率先将进化论引入中国;林纾翻译西方小说一百八十余部,将译书作为“新民”工具;梁启超立足于社会政治改良而对西方与日本小说发生浓厚兴趣,提出并掀起了“小说界革命”等文学改良运动;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的理论撰写出《红楼梦评论》《尼采与叔本华》,这些开拓性成果可视为中西文学比较研究在现代中国的滥觞。这一时期中国的比较文学与西方的情况迥然不同:西方(欧美)比较文学肇始于学院讲坛,诉求于解决文学史的发展问题,“比较”属于文学本身的需要;而中国则是与政治运动密切相关,强调文学的社会功用,其终极目的不是文学本身,而是要对国家和社会发展有所帮助。“新文化运动”以后的“比较”研究也同样有此特点。茅盾于1919年和1920年相继写成《托尔斯泰与今日之俄罗斯》和《俄国近代文学杂谈》,对东欧和西欧的文学作比较研究。20世纪20年代,在华任教的外国教授和留学欧美、日本的中国学人开始自觉地进行中外比较文学研究,其代表人物有陈寅恪、胡适、郑振铎、许地山、闻一多、周作人、梁宗岱等。

比较文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进入中国的高等学府是1924年,吴宓在东南大学开设了“中西诗之比较”“古希腊罗马文学”等学术讲座。1929—1931年,文学理论界的“新批评”派大师瑞恰兹在清华大学开设了“比较文学”和“文学批评”两门课程。继之,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岭南大学等高校也先后开设同类课程。随着比较文学的专业化与学院化,这一时期,比较文学的研究目的开始转向文学本身,例如翻译比较文学著作:1931年傅东华翻译的洛里哀的《比较文学史》,1937年戴望舒翻译的梵·第根的《比较文学论》。这两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比较文学的历史、理论和方法,为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持。

20世纪30年代中期及40年代初,比较文学研究领域涌现出一批重要专著与论文,内容涵盖了中国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关系、西方美学思想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以及中英、中俄、中德、中印、中日文学的关系等多个方面。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有朱光潜《诗论》(1933—1942)、梁宗岱《诗与真》(1935)、陈铨《中德文学研究》(1936)、钱锺书《谈艺录》(1941)等,这些著作论述精到,影响深远,是中国比较文学向学科正规化及理论化迈出的重要一步。



二 比较文学发展的沉潜期(1949—1977)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后,受到极“左”思潮影响,中国的许多学科发展遭遇瓶颈,比较文学同样如此。比较文学在当时被苏联斥为资产阶级的、形式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受其影响,比较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一度停滞,当时的各大高校相继取消比较文学的专业课程。不过,同一时期的港台地区仍在发展比较文学学科,取得了重要成果。



(一)沉寂中的潜行:中苏文学研究


郭沫若于1949年6月出版《中苏文化之交流》一书,他说:“中国近代小说的产生,在所受外国影响中,以苏联的影响最大。”[1]戈宝权是这一时期潜心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学者,他先后在《文学评论》和《世界文学》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俄国文学在中国的论文。这一时期,他对鲁迅作品在海外的译介情况也多有介绍和论述,例如《谈鲁迅和吉须(基希)》《青木正儿论鲁迅》《世界各国对鲁迅著作的翻译、出版和研究》等,阐明了鲁迅作品在世界各地的广泛影响。

1957年7月,为了有计划地介绍外国的美学和文艺理论,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文艺理论译丛》创刊,至1958年2月共出六期。目前仅四期可见,分别介绍了康德、黑格尔、亚里士多德、文艺复兴时期的文艺论,17—18世纪欧洲作家的评论文章,等等。1961年,文学研究所创办《现代文艺理论译丛》,该系列第4辑重点探讨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影响问题;第6辑论述近代英国、德国和俄国美学史以及文艺理论批评史上的古典作家和重要论著。这两套丛书选文广泛且具代表性,其中不少文章是第一次译成中文,文后还附有后记,介绍作者所处时代背景及其基本思想。李健吾、朱光潜、曹葆华、柳鸣九、钱锺书、杨绛、卞之琳等人都参与了翻译工作。尽管这些丛书带有鲜明的阶级论色彩,但从整体上代表了这个时期的“比较”研究特点,为后来的中外比较研究奠定了基础。尤为值得一提的是《现代文艺理论译丛》第4辑中收录的六篇文章。该辑“编后记”重申资产阶级文艺学中的“比较文学”与苏联学者所说的“各民族文学的相互联系与相互影响的研究”之间存在本质区别,必须批判和克服前者的缺点和错误才能达成后者的目标。

除了上述中苏、中俄文学关系的相关研究之外,季羡林于1957年出版《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一书,多角度论述了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和相互影响。范存忠于1957年在《文学研究》第3期上发表《〈赵氏孤儿〉杂剧在启蒙时期的英国》一文,就剧本《赵氏孤儿》传入英国的过程及其在英国引发的反响和改编热潮等作了详细叙述,堪称早期比较文学研究的经典范例。钱锺书于1962年3月和10月在《文学评论》上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通感》和《读〈拉奥孔〉》。前者分析中国古代典籍和欧洲诗歌惯用“通感”——也即“感觉移借”这一表现手法;后者结合莱辛的《拉奥孔》讨论了诗歌等文字艺术与绘画等造型艺术在表现功能上的差异和表现手法上的共通之处。这些研究都是这个时期的比较文学亮点所在。



(二)港台比较文学研究的兴起


与大陆的沉寂有所不同,港台比较文学的进步和其经济起飞同步。20世纪60年代起,比较文学学科在香港和台湾逐渐起步并稳步发展。1964—1974年,香港和台湾的一些大学陆续开设比较文学课程。1968年台湾大学开设比较文学博士班,1971年台湾成立比较文学学会。1972年6月,《中外文学月刊》在台湾创刊,该刊于1975年8月(4卷3期)、1976年7月(5卷2期)和1977年10月(6卷5期)发行了3期比较文学专刊,发表了系列重要文章。1973年7月,中国台湾比较文学学会成立。1975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中心”,出版中英文学翻译杂志《译丛》。1978年,香港比较文学学会成立。

在学术著作出版方面,1976年6月,古添洪、陈慧桦编著的《比较文学的垦拓在台湾》在台北出版。该书收录论文十四篇,被称为国内第一本比较文学论文集。1977年10月,《中国古典文学比较研究》出版,收录陈世骧、叶维廉、颜元叔等人以比较文学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论文十二篇。1978年,李达三在台北出版《比较文学研究之新方向》。该书回顾并检讨了东西方比较文学(汉学)研究的历史和现状,针对法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提出中国学派这一名称,以此与西方思想模式分庭抗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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