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构
《新中国文学研究70年》绪论 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构,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也是“五四”运动爆发一百周年。我们在总结共和国七十年中国文学研究辉煌业绩时，不仅仅是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基础上再简单地往前推三十年，而是要探究其更深远的意义。因此，我们必须把七十年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甚至还要上溯一百年，才能完整准确地勾画出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走过的历史进程，才能全面深刻地阐释出中国文学研究七十年学术体系建设的时代意义。
众所周知，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学革命”，既包括“文学创作的革命”，也包括“文学研究的革命”。前者是我们所熟知的提倡白话和新文学，后者不但涉及对过往文学传统的接受、批判与阐释，更关乎对文学的目的、功能乃至评价标准的思考。更进一步说，对旧文学的解释，关系到如何认识我们自身的文化传统，即“从何处来”；对新文学的思考，则关系到如何建构新的中国文化范式，即“往何处去”。作为一场思想文化革命，新文化运动之所以选择文学作为主要阵地，并提出一系列文学议题引发社会讨论，正是因为文学研究具有这样的时代意义。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文艺创作和相关理论建设的重要作用。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继承发扬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中所阐述的‘党的文学’的原则”[1]，为文学和文艺制定了具体而明确的规范，将文艺与革命的需要相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撰写文学史，对文学作品展开阐释与批判，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构建意识形态阵地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史以及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围绕文学展开的研究、批判、反思，我们总能从中听到时代最前沿的思想潮声。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一部署，文学研究所正组织力量，围绕着当前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总体布局和前沿发展，对中国文学研究学科进行全面调研和深度调整。本书即以各学科综合研究为基础，结合新时代中国文学研究发展现状，试图从宏观上对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设工作略作回顾，提出若干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 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思想基础
文学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同时，马克思主义也为文学研究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在研究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社会现实，这是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思想基础。
一百年前“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七十年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经历了从理论探讨到社会实践的历史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果可以指导、解答中国的现实问题，这已为历史事实和社会实践所证明。同样，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可以为中国文学研究指明方向，并据此认识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规律，这已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实践所证明。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一百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不仅迫切渴望先进的技术，更需要思想的蜕变、理论的创新。用什么样的理论引导我们的发展方向，这是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也是决定中华文化基本走向的核心问题。
19世纪末，在外国列强的入侵下，已经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中国，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文化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这激起了部分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强烈民族意识。一时间，无政府主义、个人主义、法国大革命思想、叔本华、尼采的哲学以及俄国革命思想等先后在中国登陆。在众多思潮中，进化论对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影响最为强烈。王国维在《论近年之学术界》中指出：“近七八年前，侯官严氏所译之赫胥黎《天演论》出，一新世人之耳目……是以后，达尔文、斯宾塞之名腾于众人之口。‘物竞天择’之语见于通俗之文。”[2]他也以进化论作为指导思想研究中国戏曲史，充分肯定了宋元戏曲的价值。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翌年改名《新青年》），广泛传播俄国十月革命的积极成果，掀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序幕。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2卷5号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倡导文学革命，将通俗文学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随后，陈独秀在该刊2卷6号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总之，20世纪初叶的文化先驱在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精神的感召下，深刻地理解了进化论学说的意义，逐渐摆脱厚古薄今的束缚，积极倡导大众文学，开启白话文运动。
进化论思潮极大地推动了近代中国思想界的革命，其积极意义不可否认。但是，文化的发展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优胜劣汰的进化过程。进化论并不能为文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所有复杂问题提供合理的解释。恪守进化论的观点，也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在理论探索过程中，中国文学研究工作者逐渐从“进化论”质变到“反映论”，最终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郑振铎是新文学运动中“文学研究会”的发起者之一，他将“文学为人生”的现实主义原则带到文学研究活动中。抗日战争爆发后，他参与发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救亡日报》，和胡愈之、许广平等人组织“复社”，出版《鲁迅全集》《联共党史》《列宁文选》等。在此过程中，他逐渐放弃了早期接受的进化论思想，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角度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阐明文学史的意义。他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明确指出，撰写文学史，原则之一就是要充分认识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就是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从而影响到上层建筑的改变。文学史就是记录和表现这些历史时代的变化过程。撰写文学史的原则之二，就是要注意到一个国家发展所走的独特道路以及文学反映各自历史的特殊性。这个看法，注意到决定文学艺术发展的经济、社会的普遍因素，又注意到一个国家、民族文学发展的特殊性，见解更加圆融深刻。[3]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让郑振铎的文学研究开辟出一个更广阔的领域。在他的主持下，文学研究所明确了“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研究、整理和介绍”的建所方针和任务，在文献资料整理、文学史撰写、教材编写、学术著作译介等方面，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接续“五四”时代对旧文化“从何处来”追问的同时，对新文化“往何处去”作了明确的回答。
美学家蔡仪在20世纪40年代就发表了《新艺术论》《新美学》等论著，以“反映论”与现实主义为核心主张，倡导在文学研究中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原则和思想方法，在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理论体系建构中发挥了奠基性的作用。他主编的《文学概论》，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批规范的高校文科教材，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专著。在他的影响带动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与传播，成为文学研究所的学术传统，该所出版了《文学原理》系列专著，包括《发展论》《作品论》《创作论》以及《美学原理》《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史》等，极大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的深化。
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事物的发展自有其内在规律，文化研究，包括文学研究在内，应当以此为研究重点，探索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马克思说：“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为根据；同样，我们判断这样一个变革时代也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形态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根据这样的思想方法，主要由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参加编写的《中华文艺思想通史》，没有简单地用政治制度史来划分文学思想史的发展阶段，而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维度，在探讨文学艺术发展的内在规律的同时，更加注重把文学史与社会史研究结合起来，把各个不同时期的主流意识形态凸显出来，将各种社会形态转变的内在原因以及过渡时期的历史特点呈现出来，从而揭示出决定不同时代文学艺术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
当前，中国文学研究面临着经济全球化的挑战、经济市场化的压力以及科技信息化的冲击。有人说，在大数据时代，凡是过去，皆为序曲。[4]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文字载体的变化，必将导致阅读方式、研究方法乃至学术流派发生根本性变化。纸张取代简帛，文化得到普及，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地位的迅速逆转，此消彼长。雕版印刷，特别是活字印刷的发明，阅读已非难事。于是，人们不再迷信博学多识，心性之学由此盛行。[5]当今，信息技术高歌猛进，各种新媒体不断翻新，由此催生出许多新的文学现象和新的研究课题。中国文学研究如何顺势而为，如何在市场中求生存，在竞争中求发展，如何化压力为动力，变挑战为机遇，所有这些，都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亟待解决的问题。
纵观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发展，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到改革开放新时期，由新世纪再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了应对挑战的思想武器。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文学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必须坚守中华文化优秀传统，必须立足于中国当代现实需要，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
二 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制度保障
正确的思想路线确定之后，组织保障就是决定性因素。文化管理与科研部门在课题组织、传播平台、体制建设、资料编纂等方面，积极组织策划，开创崭新局面，这是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制度保障。
（一）专业研究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文学研究领域缺乏组织协调，学术研究各自为政，多处在松散游移状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研究界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加强组织建设，整合学术力量，逐渐形成三大研究系统。
一是社会科学院系统，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中心。文学研究所成立于1953年，是由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的。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国家级文学研究专业机构，最初挂靠在北京大学，1955年划归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1964年，文学研究所苏东组、东方组、西方组分出，与中国作家协会下属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合并，成立外国文学研究所。1979年，文学研究所民间文学组骨干组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后改称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所属中国文学专业研究机构，荟萃海内外众多专家学者，遵照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总体目标，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在文艺理论、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比较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古典文献学等研究领域，勇于探索，求实创新，撰写出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研究专著，培养出一代代专家学者，为繁荣发展我国文学学科建设和社会主义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各地方社会科学院结合当地文化特色，发挥自身优势，也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形成各具特色的学科。譬如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以明清小说研究为特色，河北省社会科学院以红色经典研究为特色，山西省社会科学院以柳宗元研究为特色，浙江省社会科学院以浙江文学研究为特色，内蒙古自治区社会科学院以民族交融研究为特色，甘肃省社会科学院以敦煌文学研究为特色，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以宋代文学研究为特色，等等。
二是高校系统，以教育部所属重点大学为中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教育部对全国各类型大学进行全面的院系调整，形成了基础学科与应用学科齐头并进的基本格局。截至2018年3月，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共计2879所，相当一部分院校都建立了中国文学学科。其中，“211工程” “985工程” “双一流建设”大学具备较为齐全的中国文学研究力量。譬如复旦大学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有文艺学研究中心，南京大学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山东大学有文艺美学研究中心，等等。部分高校还逐渐形成一批富有特色的中国文学研究“重镇”，推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在这些成果中，教材是高校的最大亮点，在三大体系建构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是其他系统，以文联、作协、文化部所属各类研究机构为主，也包括新闻出版行业。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中国作家协会都设有研究机构。如作协自成立之初至1956年9月，设有古典文学部，也曾短暂组织参与古代文学研究工作。《文学遗产》编辑部最初就设在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后来，这两大机构主要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如鲁迅文学院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培训青年作家。1950年成立，最初叫中央文学研究所，1954年改名为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1984年改名为鲁迅文学院。此外，还有中国现代文学馆以及各地的鲁迅博物馆、杜甫博物馆、三苏祠等著名文学家的纪念场所，负责专业展览，协调宣传工作。中国文联下辖各文艺家协会，如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等，文化部下属相关事业机构，如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就有《红楼梦》研究所、戏曲研究所、文化研究所等，其工作性质，也多与中国文学研究密切相关。
（二）学术传播平台
20世纪前期，虽然一大批出版机构热衷于出版中国文学基本典籍与文学研究方面的学术著作，但总的说来，还没有形成规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图书出版行业发展迅猛，原典整理与研究成果的出版、传播、评价等，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学研究三大体系的建设。人民文学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国家级出版单位以及各地方出版社、著名高校出版社，还有不同种类的专业出版社等，纷纷组织相应的系列整理与研究工作，而且很多编辑也兼具文学研究工作者身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印刷技术不断改进，学术著作的出版日益兴盛，历代优秀的文学作品得到系统整理，中国文学研究论著，包括普及性著作（选注、选译、选讲），得以大量出版，深受读者欢迎。近年来，中国图书出版量高居全球榜首，其中就包括与中国文学相关的各类出版物。譬如以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为龙头，七十年来先后组织编纂了许多大型文学总集、工具书及资料汇编，影响极大。就以古代文学研究而言，像《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诗》《全唐文》《全宋诗》《全宋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词》《全金元词》《全元诗》《全元文》《全元散曲》《全明诗》《全明散曲》《全清词》及《文选》《文苑英华》《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英藏敦煌文献》等大型文学资料总集或经典文本，或重新校点整理，或系统编纂，已经或将陆续问世，蜚声海内外。
现代中国学术性报刊的兴起，也为学者提供了交流的公共平台。像《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等重要党报都开辟有文艺评论专版，《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文艺理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评论、研究性杂志，多具有全国性影响。还有《人民文学》《诗刊》《当代》《十月》《收获》《钟山》《花城》等收录创作的专刊以及高等院校的学报、各省市社科联主办的人文社科类杂志等，在组织开展文学评论、发表重要研究成果等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说到这里，就不能不提由文学研究所主办的三份大型学术刊物《文学评论》《文学遗产》和《中国文学年鉴》。
《文学评论》创刊于1957年，办刊方针非常鲜明：一是“中外古今，以今为主”，二是“百家争鸣，保证质量”。其选题范围包括文学理论、中外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作品研究、文学史写作的理论与实践、当代作家作品评论等。六十多年来，《文学评论》组织开展了很多引领潮流、富有价值的学术讨论，发表了一系列影响较大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文艺理论，关于中国古代、现代、当代文学思潮和学术流派，关于中国文学经典文本重新解读的文章，评述了国内外新的文艺思潮、文艺观点和创作流派。改革开放初期，《文学评论》就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和作家作品的评价，开展讨论。《文学评论》还根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专门组织发表论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小说、电影、话剧和诗歌研究方面的文章，对三十年来既有重大成就、同时又充满曲折和失误的社会主义文艺工作，实事求是地进行了总结。同时，对于新时期的文艺创作和理论，《文学评论》也给予了积极关注，如对《班主任》《沉重的翅膀》《天云山传奇》《人到中年》等引起较大社会反响的小说作品，及时组织相关讨论，起到鼓励创新和开拓的作用。新世纪、新时代，《文学评论》将继承学术传统，加强制度建设，进一步发挥好学术平台的助推作用。
《文学遗产》是唯一的国家级古典文学研究专业学术期刊，创办于1954年，也组织参与了一些重大的学术问题的讨论。尤其是拨乱反正前后，《文学遗产》与《文学评论》一道，组织全国文学界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文学中的人性、人道主义”等问题展开讨论，并且对“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文学研究队伍、研究状况及课题情况进行摸底调查，确定新的科研发展方向，在促进文艺界的思想解放以及拓展学术研究空间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文学研究年鉴》创办于1981年，集学术性、文献性、资料性为一体。后来，该刊增加创作部分，改称《中国文学年鉴》。长期以来，这份“年鉴”是国内唯一一本涵盖从创作、论争到批评、研究的大型文学年刊，客观地记录每年度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进展过程和重大事件，真实地反映每年度中国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基本情况和重要成果，聚焦文学热点，展示文学成就，为人们了解年度文坛情况，提供全方位信息。
近年来新媒体的融合发展呈现加速趋势。“五四”运动前后，随着文明戏、广播、电影的相继出现，传统印刷媒体独步天下的霸主地位受到挑战。当时，除了“看”的文学革命，“听”的文学革命也在如火如荼地开展。而今，文学的看与听，依然平分秋色。据2018年全国阅读调查报告，我国至少有三成的国民有听书的习惯。随着科学技术浪潮的到来，互联网异军突起，中国文学研究开始走出纯粹的纸媒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办公室联合推出学术期刊数据库，努力在资源共享方面，理顺关系，为广大读者服务。
当前，从数字化到智能化，信息革命正从根本上改变着固有的学术生态环境，包括研究方式、传播方式，都在发生重大变化。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日报社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媒体不断发展，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要加快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实现各种媒介资源、生产要素有效整合。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应当重视中国文学研究的全媒体建设与媒体融合发展，这是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在传播方面的新方向与新追求。
（三）学术资助机构与民间学术团体
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支持。此后，国家出版基金、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国家艺术基金以及各省部级机构设立的专项经费支持，极大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研究工作的开展。这些专项资金，不仅支持了专家开展系统的研究，也包含着学术的引导和研究成果的评价，意义越发凸显。
综合性、专业化的文学研究学会相继成立，也为学者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成果的传播，提供良好平台。这些学会，有的是综合性的，如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中国文学批评研究会、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有的是按照文体设立的，如中国词学研究会、中国散文学会等；有的是按照时代设立的，如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中国近代文学研究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有的是按照地区设立的，如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也有的是以作家名义设立的，如中国屈原学会、中国杜甫学会、中国李白学会、中国鲁迅学会；还有的是以专书名义设立的，如《文选》研究会、《红楼梦》研究会等。很多学会还创办专刊，如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有《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国鲁迅研究会有《鲁迅研究月刊》等。
（四）资料编纂工作
从全国范围看，这项工作浩繁博大，成果众多。在这有限的篇幅内，很难面面俱到。这里，略以文学研究所的资料编纂工作为例，尝鼎一脔。
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其中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对中国和外国从古代到现代的文学的发展及其主要作家主要作品进行有步骤有重点的整理。1960年年初，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到文学研究所考察工作，明确提出“研究所要大搞资料，文学研究所要有从古到今最完备的资料”。1965年，周扬再次就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工作重心提出建议，强调搞“大中型”的研究项目，认为这是关系“文学研究所的存在”的问题。
在文学理论方面，文学研究所西方文学组、苏东组有计划地翻译介绍了古希腊戏剧、易卜生戏剧、莎士比亚戏剧、莫里哀戏剧以及英国、法国、俄国的小说、诗歌等作品，为中国读者认识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1959年，在何其芳倡议下，由叶水夫牵头，编辑出版两辑《苏联文艺理论译丛》。1961年，又制订了《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外国古典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三套名著丛书的编选计划，有计划、有重点地介绍世界各国的美学及文艺学理论著作，为我国文艺理论界提供参考资料。
在古代文学研究方面，1954年郑振铎召集吴晓铃、赵万里和傅惜华等人主编影印《古本戏曲丛刊》，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古籍文献整理工程，目标是编纂一部系统完备的中国古代戏曲总集。这套丛书的编纂，跨越六十多年的岁月，今年终将圆满完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献上厚礼。此外，《古本小说丛书》《中国古典小说总目》等，也是郑振铎最初策划，并由文学研究所集体完成的。
现当代文学方面，由文学研究所牵头组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资料汇编》分甲乙丙三种，甲种：中国现代文学运动、论争、思潮流派、社团资料；乙种：中国现代作家作品研究资料丛书；丙种：中国现代文学期刊、报纸副刊总目、总书目、作家笔名录等。这是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最重要的资料丛书，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文学研究所还联合复旦大学、杭州大学、苏州大学等三十多家单位协作编辑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凡八十余种，两千多万字。其中，作家研究专集选编有作家生平与自述、生活照片和手稿照片、对作家作品的评论文章以及作家创作年表。已出版的长篇小说研究专集则收有出版的长篇小说目录、对重要长篇小说的评论与争鸣文章等。
此外，荒煤、冯牧主编的《中国新文艺大系》的当代部分，作家出版社邀请名家分别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文学名作文库》，林非主编的《当代散文大系》，谢冕、杨匡汉主编的《中国新诗萃》，谢冕主编的《中国新诗总系》，谢冕与孟繁华合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11卷，谢冕与洪子诚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南开大学张学正等主编的《1949—1999文学争鸣档案》等，均深具选家眼光，为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三 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收获
遵循学术规律，整合学科优势，夯实研究基础，彰显学术特色，这是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学术体系建设的重要收获。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设置13大学科门类，文学是其中一大门类，下属的三个一级学科，即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新闻传播学。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包括八个二级学科：1.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2.汉语言文字学；3.文艺学；4.中国古典文献学；5.中国古代文学；6.中国现当代文学；7.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8.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原来，艺术学也属于大学科中的文学门类，现在独立为艺术学科，下属五个一级学科。其中“艺术学理论”与中国语言文学下属的二级学科“文艺学”多有交集。这门学科最早叫文学理论，后来范围扩大，成为艺术学理论，带有统领性质，向来处于顶端位置。
当然，教育部的学科设置，以培养学生为目的，为教学科研服务。而科研机构，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地方社会科学院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系统等，其学科布局主要基于国家战略与学术发展的实际需要来设计，未必完全按照教育部的规划。譬如文学研究所下属研究室，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研究是分开的，近代文学、台港澳文学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也各自独立。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在文学研究所成立的时候，专设“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组”。后来，中国民族文学学科独立出来，成立了中国民族文学研究所。文学研究所尚保留民间文学研究室。网络文学方兴未艾，未来的发展未可限量，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领域。
（一）文艺理论研究
文学的发生发展，从来就与文学批评、文学鉴赏相伴相生。从“诗言志”到“诗缘情”，从《文心雕龙》到《沧浪诗话》，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学批评传统。近代以来，传统的诗文评，逐渐为新的文学理论形态所替代。
党领导文艺，主要是通过文艺政策的调整实现自己的主张。1940年，毛泽东发表《新民主主义论》，1942年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了评判文艺作品是否有进步意义的重要标准：“一切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励群众同心同德的，反对倒退、促成进步的东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团结的，鼓动群众离心离德的，反对进步、拉着人们倒退的东西，便都是坏的。”[6]从更长远的角度看，过去的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7]这个主张的核心问题是“为什么人的问题”。七十年来有关文艺问题的诸多讨论，都是围绕着这个核心问题展开的。譬如，文学作品是否应该暴露社会阴暗面，就有一个如何理解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问题。文学作品当然要反映现实，但是这种反映又不是对于现实作机械的翻版。作家除了要熟悉生活，还要对现实有着更深入的理解，并选择相应的题材、体裁，对现实生活进行提炼、概括，编织故事情节，塑造人物形象。这些问题，不仅涉及文学理论中文学真实性和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的问题，还涉及如何选择题材，如何塑造人物等问题。这些题材、人物，是否能够反映某个特定时代的精神，诸如此类的问题，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都曾展开过广泛的讨论。80年代以后，关于形象思维、人性、人道主义、异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等问题大讨论，关于科学方法论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借用，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关于文艺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经济关系等问题的论争，依然是这些讨论的延续和深入。[8]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文化格局与中国人文建设问题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与传统学科研究对象与研究范围相对稳定不同，当代文艺理论研究日新月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与文化及其理论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艺与文化理论研究，阐释学、触觉美学、视听文化、现实主义理论研究等，不断地拓展着这门学科的研究范围。文艺学的整体发展必然要顺应这一学术潮流，强化基础理论研究，不断拓宽研究领域，力图在全球化的视野中进行本土化的理论创新。这是文艺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比较文学研究
文学的比较研究，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20世纪初叶，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比较的方法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郑振铎是开创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以《汤祷篇》为代表作）。钱锺书的《谈艺录》《管锥编》以及《七缀集》等，虽然没有被冠以比较文学之名，实际上是比较文学研究的重要成果。
比较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以及“比较文学研究丛书”的陆续出版，标志着这门学科的成立。20世纪80年代初，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正式设立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硕士点。十年以后，北京大学又设立了国内第一个比较文学博士点，从此，“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进入高等教育体制。
1985年，在原《文学研究动态》编辑部的基础上，文学研究所组建文艺新学科研究室，并首次把比较文学研究列为学科重点之一。1990年，文艺新学科研究室改名为比较文学研究室，先后组织编纂完成“文艺新学科建设工程”丛书三十余种、“中国古典文学走向世界丛书”以及“文学人类学论丛”等数种，引起广泛关注。
近年来，学术界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趋势。这种跨学科与十几年前的所谓“新学科”不同，它并不以建立新学科为目的，而是通过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比较研究，深入文学关系、文学翻译、比较诗学、文学人类学以及海外汉学等不同领域，视野日益开阔。总的来看，这门学科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如何改变过去“西方中心”倾向，立足中国社会状况、文化传统、文学实践，建立比较文学研究的“中国学派”。
（三）民间文学研究
1918年北京大学的歌谣运动，开启了这门学科的现代发展。此后，田野研究（资料搜集、整理和阐释）、分体裁研究、理论研究和学术史研究等逐渐形成规模，学科成立，自是水到渠成的事。文学研究所成立之初就设立了“中国各民族民间文学组”。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最早开设民间文学课程，北京师范大学设立了“劳动人民口头文学”教研室，从1953年开始招收和培养民间文学专业的研究生。同时，在文化部的支持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并组织开展多民族民间文化的发掘、整理与研究工作。1958年文学研究所与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合作，对我国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进行调查，选编了一百多种资料。1984年，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联合发起的“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项目正式启动，其成果被视为民间文学研究的宝库。文学研究所组织编写的《中华民间文学史》，涉及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族史诗、民间歌谣、民间小戏以及谚语、谜语等多种民间文学内容，在占有丰富资料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民间文学的基本理论主张，具有开拓意义。
七十年来，中国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出现了一些新变化，研究对象主体从“劳动人民”转向“全体人民”，研究方法从文化史转向民族志式的田野研究。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口头文学数据库”建设，也是民间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四）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历史悠久，传统丰厚，在所有科研教学系统中，科研队伍庞大、学术成果丰富、研究方法稳定，讨论的问题也相对集中。中国历代文学发展史（包括断代史、分体史、文学批评史等）、历代重要作家作品、文学思潮、文学流派等，是这门学科的重点研究对象。
文学史的编写历来具有很强的理论色彩和政治倾向性。1952年，冯雪峰在《文艺报》上发表《中国文学中从古典现实主义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的发展的一个轮廓》，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现实主义主流。从20世纪50年代初关于中国文学史撰写与评价的广泛讨论，到1957年《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出版问世，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点和立场描述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进程，基本解决了这个带有方向性的问题。[9]游国恩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和文学研究所编纂的《中国文学史》是20世纪50—60年代两部最重要的文学史著作。80—90年代以后，陆续出版了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以北京大学袁行霈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章培恒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为代表。文学研究所还组织编纂了《中国文学通史系列》以及《中华文学通史》等，后者不仅贯通古今，还包含中华各民族文学，都体现了一种文学本位视野下开放与更新的文学史观念。
关于历代重要作家作品的研究，持久而深入。例如1954年对俞平伯《红楼梦简论》的批评，1954年关于陶渊明的讨论，1955年关于《琵琶记》、李煜词的讨论，1958年关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创作方法的讨论，1959年关于蔡文姬和《胡笳十八拍》的讨论以及关于诗歌形式的讨论等。还有关于《水浒传》和《西游记》的讨论，关于屈原和《楚辞》的讨论，关于李清照的讨论，关于中间作品问题的讨论等，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文学命题，诸如文学作品的阶级性、人民性、爱国主义等。随着讨论的深入，又引发出山水诗、山水画等表现自然美的作品是否也会具有阶级性、其人民性又如何表现以及文学是否有超越阶级性的共鸣等问题。20世纪80年代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在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表现及影响，关于先秦两汉散文研究范式的开拓，关于文学经典的讨论以及《文选》学的复兴，关于叙事传统与抒情传统的讨论，关于科举与文学的关系研究，关于域外汉学的研究，关于文学地理与家族文学的研究，关于古籍数字化、出土文献对文学研究的促进作用等问题，更涉及很多深层次的学术方法问题、理论方向问题。
（五）中国近代文学研究
中国近代文学是古典文学的终结，也是现代文学的开端。桐城派研究、清史馆文人群体研究、近代学人研究、来华传教士研究、民国旧体文学研究等，与传统文化的传承密切关联，更与国外文化传入息息相关，这是一门非常特殊的学科。
1978年，根据何其芳所长生前指示，在副所长陈荒煤主持下，文学研究所组建近代文学研究室（初名近代组）。这是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近代文学的学术机构。以季镇淮为代表的北京大学、以任访秋为代表的河南大学以及苏州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山东大学等，也是近代文学研究的重镇。1988年，中国近代文学学会成立，在联络学界同人、开展学术工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总结20世纪以来近代文学研究成果，检阅近代文学研究队伍，进一步推动近代文学学科发展，近代文学研究室编纂了《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7卷（辑录了1919—1979年近代文学研究方面的代表性论文）、《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近代卷》（为950余位近代文学家立传）、“中国近代文学作品系列”、“中国近代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分为小说卷、戏曲卷、诗文卷等）。河南大学又接续编选《中国近代文学论文集》（1980—2017年成果），凡五册，是近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大型学术工程，为近代文学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教育部设立古典文献学，主要是为培养文史古籍整理的专业人才，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是这门学科的基础课程。这门学科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各个高校以及研究机构的研究重点并不相同。譬如复旦大学以明诗文献研究为重点，浙江大学以敦煌学研究为重点，北京大学以传统经典研究为重点，文学研究所以历代文学总集、别集研究为重点。近年，敦煌文献、名物与图像文献、佛教、道教文献研究，成为新的攻关对象，学界试图在中国中古三教融合和中外文学文明交流等方面有所拓展，有所成就。
在古典文献学研究领域，敦煌学研究、域外汉学研究、经典文献研究、历代文学总集整理、别集校笺等，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举世公认。
（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紧密相连。1950年，政务院教育部召开高等教育会议，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学院各系课程草案》，确认“中国新文学史”为大学中文系必修课程，要求“运用新观点、新方法讲述自五四时代到现在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着重在各阶段的文艺思想斗争和其发展状况，以及散文、诗歌、戏剧、小说等著名作家和作品的评述”。1951年，教育部委托老舍、蔡仪、王瑶、李何林四人起草了《中国新文学史教学大纲》。此后，王瑶根据自己授课教案编写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史稿》。这是第一部从“五四”贯穿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新文学通史，同时也是第一部力图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的新文学史著作。20世纪60年代，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汇集了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精英，集中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现代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史编著领域一部总结性的著作。
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成立于1954年，陈涌任主任。《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等论文在当时产生重要影响。[10]后来，唐弢加盟其中，引领学界同人积极开展对20世纪初以来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史的研究，在现代文学学科建设、史料整理等方面，在鲁迅、茅盾、郭沫若、叶绍钧等左翼作家研究方面，在翻译文学、解放区文学研究方面，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11]
（八）中国当代文学研究
当代文学创作及其研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门学科的建立，首先从文学史的书写开始。文学研究所的前辈学者如郑振铎、何其芳、唐弢、蔡仪、陈荒煤等，早在20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就已积极投身到当时的文学批评和理论建设当中。在他们的领导下，1958年，文学研究所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学研究组”。翌年，编写出版《十年来的新中国文学》一书，首次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共和国初期文学成就作了初步描述。后来，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张炯主编《新中国文学史》《新中国文学五十年》，杨匡汉主编《共和国文学60年》《20世纪中国文学经验》等，都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具有时代特色。
北京大学当代文学教研室集体编写的《当代文学概观》，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三卷，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郭志刚主持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初稿》，复旦大学中文系教师陆士清主持编写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三卷，都具有较大的学术影响。高占祥、李准主编的《新时期文学艺术成就总论》，赵俊贤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综史》，金汉、汪名凡分别主编的《中国当代小说史》，洪子诚和刘登翰合著的《中国当代诗歌史》等，对当代文学形态、主题、作家文学观和文学思潮的发展作了历史的考察。
密切跟踪当代文坛近况，也是当代文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编辑出版的内刊《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坚持四十年之久。由文学研究所科研人员主持的《中国文学纪事》（1999年启动）、《年度文情报告》（2003年启动）以“文情现状考察”和“中国文学经验”为两大主攻方向，以时文选辑、考察报告的方式切入当下，把握走向，成为当代文坛一份重要的年度报告，为当代文学学科的建设提供了许多有益的资料。
（九）中国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曾开设“台湾文学研究” “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等栏目，说明这一学科原本系现当代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处于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前沿地带，又有自己的特殊性。刘登翰等主编的《台湾文学史》《香港文学史》《澳门文学概观》为本学科的拓荒性成果，涉及殖民地文学研究、20世纪中国华文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国现代文化的发展道路研究、中西文化交往研究等，在当代中国文化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早在1988年，文学研究所就创建了台港文学研究室。早期的研究主要由现当代文学研究室的学者来承担，在台湾小说史、新诗史、文学理论发展史、两岸文学交流和作家作品、专题研究等方面，推出了一批成果（如《香港小说史》《文学台湾》《小说香港》等）。21世纪以来，文学研究所以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课题“台湾文学史料编纂与研究”及“20世纪海内外中文文学”为重点，系统梳理明末与清代台湾传统文学、日据时代的文学线索，考察台湾、东南亚、北美、欧洲、澳洲等各地华人作家创作，在全国起到学术引领作用。
（十）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
中国多民族文学研究涉及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古代和现当代文学、民间口传文学和作家书面文学及文学理论、民族语言和汉语作品等。譬如蒙古族的《蒙古秘史》、史诗《江格尔》《格斯尔》，藏族史诗《格萨尔》，还有西域诸民族的《玛纳斯》《福乐智慧》等，是中华各民族文学宝库中的精品。少数民族文学的学科建设首先主要是从资料的收集整理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全国组织开展少数民族口传文学的收集整理，许多作品第一次被记录出版。80年代，马学良主编《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共收录五十五个少数民族古今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作品六百余篇，成为首部少数民族文学总集。历时多年完成的《格萨尔文库》分三卷三十册出版，是晚近少数民族史诗整理的重大成果，再次印证了中国是史诗资源丰富的国度。[12]梁庭望在《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一文中指出，1949年以前，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处于萌发期，20世纪50年代以后属于发展期，而从80年代后直至新世纪以来，则可以说是进入创作和研究的繁荣阶段。[13]这一判断起码有三个重要的依据：一是机构建设，二是理论研究，三是文学史书写。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成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2002年更名为“民族文学研究所”），创办了《民族文学研究》等刊物，为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交流平台。多年来，民族文学研究所在史诗学、口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资料库建设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在全国一些高等院校（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学的课程设置、教材建设、学位教育和学生培养等快速发展。从全国范围来看，较有影响的成果有：民族文学理论方面，如关纪新、朝戈金的《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鲁云涛等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概览》，彭书麟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艺理论集成》《少数民族美学思想研究丛书》，刘大先的《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等；文学史建设方面，有马学良、梁庭望、张公瑾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吴重阳的《中国少数民族现当代文学研究》，邓敏文的《中国多民族文学史论》，樊星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王保生的《中国少数民族现代文学》，李鸿然的《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史论》，祝注先的《中国少数民族诗歌史》，郎樱、扎拉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李晓峰等的《多民族文学史观与中国文学研究范式转型》等。史诗研究方面，有以仁钦道尔吉的《〈江格尔〉论》为代表的史诗研究系列成果等。此外，马学良、梁庭望、李云忠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张炯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系统性纳入少数民族文学，这是破天荒的。它不仅分门别类地论述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报告文学、传记文学、儿童文学、科幻文学等各类体裁的作家作品，还涵盖全国各民族、各地区（包括港澳台）的文学，是中华文学研究的有益探索。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文学概况丛书”大大推动了族别文学史和文学概况的编写，使我国少数民族族别文学史基本空白的局面得以彻底改观。随着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深入，学术界适时提出“中华文学”等核心概念。“中华文学”不仅仅是横向意义上的中华多民族文学的简单整合，也不仅仅是中国大陆、台港澳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笼统叠加，更重要的是，“中华文学”是建立在大中华文学史观基础上的相对独立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14]
（十一）网络文学研究
2018年适逢网络文学诞生20年。根据中国作家协会《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2018）》和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CNNIC）2018年发布的第42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网络文学作者多达1500万，原创小说已超过1600万部，线下出版7000余部，相关影视改编2400多部，游戏改编600多部，动漫画改编700多部。零门槛使网络文学拥有了有史以来最庞大的作者队伍，最丰富的文艺作品，最独特的术语行话，最灵活的评价标准。[15]网络文学用户超过4亿，其中25岁以下的读者约占半数。可以说，以网络文学、影视和游戏为代表的网络文艺与媒介文化，正在改写中国文学与文艺的历史版图。截至2018年，近70部中国网文作品外语版本的点击量超过千万，累计吸引访问客户超过2000万，遍及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这是华语文学写作、阅读、传播领域中的重要事件，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生动案例。[16]
以期刊为中心的当代文学，在网络作家和研究者眼里已经成为传统文学。2019年，邵燕君、薛静主编的《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分《好文集》和《典文集》，在海量的网络文学创作中，披沙拣金，选录40部网文，希望可以据此谈经论典，为网络文学进入文学史，做好前期准备。与此同时，《网络文学论纲》《网络文学经典解读》等研究论著亦相继问世，网络文学或将成为时代新宠。[17]
相比较而言，网络文学研究总体上尚处在“理论滞后”和“批评缺席”状态。[18]为适应国家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形势需要，1987年，在钱锺书的提议下，文学研究所就成立了计算机室，完成了所藏图书编目检索程序。其中，“全唐诗速检系统”获得1990年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2002年，文学研究所筹备创立数字信息中心，2004年正式成立数字信息工作室，创办“中国文学网”（http://literature.cssn.cn），在全球范围内普及中国文学知识、推广科研成果，为文学研究所与海内外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之间进行快速而高效的学术交流搭建数字化平台。
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中华各民族的融合、弘扬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提供了丰富的文化资源。
结语
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方向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申了这一基本观点。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当代中国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
七十多年风雨兼程，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没有变，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的社会主义文化发展方向没有变。
民族化，就是民族文化的形式和特性。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报告中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成为“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19]。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将“民族形式”问题引进文化领域，认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去。”[20]
科学化，就是用科学的态度，清理中国传统文化，遵循事物发展规律，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反对一切迷信教条。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强调，我们中国人必须用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无论是古代的遗产，还是外国的精华，最终都要经过我们自己的头脑思考、过滤，然后决定选取那些有益的东西播种在自己的土壤中，生根结果。习近平总书记也说：“独特的文化传统，独特的历史命运，独特的基本国情，注定了我们必然要走适合自己特点的发展道路。对我国传统文化，对国外的东西，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经过科学的扬弃后使之为我所用。”[21]“我们不仅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还要睁眼看世界，了解世界上不同民族的历史文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中获得启发，为我所用。”[22]
大众化，就是要为全民族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群众服务。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这是一个根本问题，一个原则问题。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也强调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
总结七十年来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体系建设，最根本的经验，就是要在研究中回答“为了谁”的问题。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明确为谁立言，这是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也是最终落脚点。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一定要关注社会；从事人文学科研究，自然应有人文情怀。只有关注时代、关注社会、关注民生，我们的研究才能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统一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实现文学研究的价值，才能更深刻地彰显学术成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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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邵荃麟评论选集》（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85页。
[2] 《论近年之学术界》，初刊于1905年《教育世界》第93号。
[3] 参见刘跃进《郑振铎的文学理想与研究实践》，《文学评论》2018年第6期。
[4] 参见[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周涛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5] 参见刘跃进《纸张的广泛应用与汉魏经学的兴衰》，《学术论坛》2008年第9期。佐佐木聪译成日文，载《东アジア出版文化研究》，日本学术振兴会アジア，2010年3月。
[6]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8页。
[7] 《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69页。
[8] 参见高建平等《当代中国文论热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
[9] 参见李舜臣、吴光正《〈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产生及其影响》，《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
[10] 参见《陈涌文论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版。
[11] 参见《唐弢纪念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告别一个学术时代——樊骏先生纪念文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等。樊骏的主要成果收录在《中国现代文学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
[12] 《格萨尔文库》，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版。
[13] 梁庭望：《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1年第 1期。
[14] 参见刘跃进《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四十年》（《深圳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吴重阳《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概观》、朝戈金《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概念、对象和范围》（《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2期）等。
[15] 参见欧阳友权、张伟颀《中国网络文学批评20年》（《中国文学批评》2019年第1期）、邵燕君主编《破璧书·网络文化关键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等。
[16] 参见封寿炎《中国网文何以成为海外读者新宠》，《光明日报》2019年4月 29日。
[17] 邵燕君：《网络文学的“断代史”与“传统网文”的经典化》，为《中国网络文学二十年》序言，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第7页。
[18] 陈定家：《网络文学理论与批评现存问题及其应对策略》，《阅江学刊》2017年第6期。
[19]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20] 2014年2月17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
[21] 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2] 2013年3月1日在中央党校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