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的内部变化
《现代世界史》彼得大帝统治时期的内部变化,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新的军队、新的城市、新的不断扩大的政府机关全都需要钱,而当时俄国却是非常拮据的。于是,对种种事物——人头(人头税)、土地、客栈、磨坊、帽子、皮革、地窖、棺木、结婚权、卖肉、蓄须和当一名旧信徒——强征不可思议的名目繁多的捐税。税收的重担主要落在农民身上;为了保障纳税,农民的流动进一步受到限制,而边界上的人在政府记录中则列为农民,于是农奴制负担的义务更为繁重,农奴制几乎更为普及。为了提高政府收入和刺激生产,彼得采用法国柯尔培尔制定的重商主义政策。他鼓励出口,在波罗的海建造船队,发展矿业、冶金和纺织业,这些都是军队所必需的。他将一批批俄国人和外国人混合组织到各商业公司中去,向它们提供来自政府基金的资本(几乎得不到私人资本),并通过把特定地点的农奴使用权分配给公司的办法,向它们提供劳力。
在彼得大帝西化俄罗斯社会的长期行动中,兴建圣彼得堡成为最重要的建筑项目。按设计,此座新城市是向西方学习的首都,也是与西欧进行商业联系的新中心。与兴建法国凡尔赛宫一样,俄国沙皇的建筑目标也需要成千上万贫苦的工人和农民作为劳力。(Tass/Sovfoto)
原来主要是农业体制的农奴制度也开始作为工业体制在俄国推广开来。农奴主有权出售无地农奴,或有权将农奴从有土地的采邑迁到矿山或城镇,这一事实使俄国的工业易于在强制劳动的基础上获得发展。在上述政府企业中,农奴的雇主也不能自由改变或随意放弃他们的工程计划。他们也只是为沙皇服务。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强制性的经营管理和强迫劳动上面,而不是建立在日益资本主义化的像西方那样的私人利润与私人工资之上。依靠这种办法,彼得竭力要将俄国的物质生产提高到欧洲的水平,但结果反而扩大了俄国与西欧之间的差距。
为了监督和实施税收制度、征兵办法、经济管制、追捕逃亡农奴和镇压内部叛乱,彼得创立了一个新的行政体系。旧的地方自治机构一概撤销了。业已削弱的杜马和国民议会,由于不能发挥正常作用,也被取消了。彼得设立一个从属于自己的“枢密院”,以取代前者,并将十个地区称为“省”。他通过宗教会议检查官统治教会。他自己凌驾于整个机构之上,是一个专制的统治者沙皇,是全体俄罗斯人的专制君主。在他去世以前,由于对自己儿子的不满,他废除了沙皇制度的世袭继承顺序规则,主张每个沙皇有权任命他自己的继承人。因而最高权力的交接就置于法律的管辖之外,在随后一个世纪,在沙皇和女沙皇的即位方面,就不断发生了内讧、阴谋和暗杀等情形。中央集权专制主义体系,虽然在形式上与西方类似,尤其与法国类似,但事实上有着显著的区别。由于缺乏严格的法律规定,许多官员因极端无知而使它无法正确地体现出来,并且还是强加在骚动的、基本上并非心甘情愿的居民头上。难怪罗曼诺夫家族的帝国一直被称为没有人民的国家。
彼得为了保证他的改革获得成功,曾经继承并发展了以前沙皇开始推行过的所谓“为国家服务”。实际上是要求全体拥有土地和农奴的贵族在军队或行政机构服务,为此设立大量职位以供他们全体供职。在为国家服务中,并不考虑出身问题。彼得起用各阶级的人,如多尔戈卢基公爵出身于最古老的贵族家庭,缅希科夫公爵曾当过厨师,税务行政长官库巴托夫以前是一个农奴。此外,还有许多无名之辈的外国人。在彼得的俄国,社会地位不是取决于彼得所不能控制的世袭等级,而是取决于在他的国家机构中的等级。一位在彼得军队中服役的苏格兰人写道:“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像沙皇彼得统治时这样的先例,即他把这么多出身低微的人提拔到如此的高位之上,或者说竟有这么多名门出身的富人是与最底层的人平起平坐的。”
特别是在这一方面,彼得的纲领很像是一次真正的社会革命。它造就了一个新的统治集团以取代旧的,用现代术语简直可以称之为一个政党,一个与新制度的存在有着个人利害关系并为之热情工作的人们的团体。这些人在彼得生前和死后期间,都是对付反西方潮流的堡垒,是发展彼得革命的主要人物。各个新的家族最后也都变成世袭的了。在彼得死后三十年,为国家服务优于个人地位的主张也被抛弃了。军队和政府中的官职为有财产和门第高的人所占据。在彼得革命以后,如同在其他某些革命以后一样,新的上层阶级与旧的上层阶级混合成为一体了。
彼得对于人们事事怀念旧俄之情是毫不掩饰予以蔑视的,同时他又满怀热情地采用各种新方法对人民进行再教育,这些也都是富于革命性的,由此使人想起后来的法国大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他要求全体贵族将他们的儿子送入学校。他选派许多人到外国去学习。他简化了俄文字母。他编辑出版了俄国最初的报纸。他命令编写第一本俄国礼仪书籍,教育他的臣民不要往地上吐痰,不要在宴会上抓痒和啃骨头;要善于与妇女进行社交,脱帽,愉快交谈,在谈话时要注视对方等。他把胡须看作是俄罗斯国家落后的象征,明令禁止在俄国蓄须,而且他亲自给宫廷中的许多人剃胡子。他强迫人们参加晚会,以教授态度举止。他不尊重世袭贵族,毫不犹豫地对出身高贵的人像对农民一样地进行拷打和处死。至于宗教,据说他是一个虔诚的人,喜欢在教堂唱歌,但他蔑视教士的尊严,在一次寻欢作乐的狂欢游行队伍中,他公开与穿着宗教服装喝醉酒的同伴在一起并嘲弄教士。如同他以后的多数伟大革命家一样,他是一个敢做敢为的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