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产业革命与阳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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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后半叶的巴黎与经济高速成长期的日本[1]一样充满活力。在这之前，革命、复辟、革命、复辟的逆转戏码早已上演了好几次（帝制的生命力还真是顽强），此刻，安定平稳的共和制政体终于确立，城市内外也基本修整完毕，街道焕然一新。在工业革命的灿烂光辉下，人们心中生出了对美好未来的展望，虽然贫富差距仍然存在，但与帝制时代相比，现在的人即使生活贫寒却也能拥有一份闲适与宁静。人们在河畔野餐，在舞厅享受夜晚的欢愉，在干净整洁的大桥和街道上散步，还能乘坐火车出门远游。

印象派的画家们用明快的色彩描绘出新时代的欢快与跃动。这些胸怀一腔热血期望变革绘画艺术的新时代艺术家将当时的最高权威——美术学会最为重视的神话、《圣经》、历史等古老题材像扔旧衣服一样彻底抛弃，印象派一心想要用画笔将自己身处的这个新世界如实、鲜活地定格在画布上。

而真正实现这一点的也正是技术革新。过去画家最多只能在户外用碳笔写生，从上色到完工必须全部在画室内进行，学徒们要根据画家的指示调制相应剂量的颜料（将有色原料与黏合剂混合制成）才能上色。然而现在任何人都能在商店里轻松买到锡皮管包装的、一挤就能直接使用的颜料，画家不必为了绘制大作而特意招收学徒，还能在蓝天白云下自由自在地描绘自己喜欢的风景，无论是每时每刻的光线变化，还是不断移换的阴影深浅，自然以及人生的璀璨光芒都被一笔笔涂抹在画布上，随着水与色彩深深渗入其中。

最初被传统美术界嗤之以鼻的印象派绘画自从在新兴国美国打开市场后就开始得到肯定与欣赏，其影响力也逐渐扩展至多个国家。德加[2]、莫奈[3]、雷诺阿[4]等画家的作品在生前就能卖出高价。不过比这些大师晚出道20多年的修拉就没有这么幸运了，他不但与梵高[5]一样无法在印象派美术圈内得到肯定，还与梵高一样活着的时候基本没卖出去几幅画。这一对难兄难弟也像说好了似的，都年纪轻轻就告别了人世。修拉死时才31岁，而梵高是37岁。

修拉是个“技术宅”。他根据光学理论开创了点彩画法——不是用画笔涂抹颜料，而是用笔尖逐一将颜色精心点在画布上，让鉴赏者自己在视网膜上将无数个点汇集成完整的画面——修拉就这样一丝不苟地点满整张画布。而且他还特意使用最接近棱镜光线的颜色，用科学的方法严密考证相邻色点的色彩效果，一心追求至高无上的明亮感和光辉感。各位可以试想一下，画画时不用“线”而用“点”究竟有多费事！其代表作《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总共花了将近两年时间才大功告成（连边框都是用点彩法画出来的！），也难怪这幅作品会被当时的评论家嘲讽为“只有苦行僧才能完成的绝技”了。

要说完全贯彻这种点彩法（也有美术史学家称之为分割法）究竟会产生什么效果，那就是画面会因为没有了笔触而丧失动感。大部分印象派画家都认为笔触才是个性之源，他们利用偶然性与直觉表现出跃动感与大自然的色彩，并且非常重视由此而生的内心情绪表达，因而正统的印象派一致认为修拉的画风过于偏重科学性，在构图上计算过度，缺乏感性与个人特色。连野兽派的代表画家马蒂斯（Matisse）也觉得本作是“支离破碎的画面”（就像天线派[6]反过来攻击数码派一样）。连最不按套路出牌的马蒂斯都这么说，可见要正确评价同时代的“异类”的确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顺带一提，巴黎的地标性建筑埃菲尔铁塔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建造的，不少印象派画家都认为这座铁塔“丑陋不堪”，不愿意将它收纳到画布内。

《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在修拉去世后仍然没有找到买家，在画室一放就是9年。9年后，由于修拉的好友、画家西涅克[7]的努力奔走，这幅画终于以800法郎的低价被某个法国人买走，之后以两万法郎的价格转手卖给美国芝加哥的收藏家。1931年，也就是修拉死后的第42年，法国终于意识到了这幅作品真正的价值，组织收购团愿意出40万法郎买回，但《大碗岛的星期天下午》此时已然成为芝加哥艺术博物馆的扛鼎之作，法国收回名画的要求终究还是被拒绝了，想来今后美国也一定会把这幅画牢牢攥在手中吧。

到了今天再回顾过去，我倒是很奇怪为何当年《大碗岛》这幅画会无人问津。与修拉的其他作品相比，这幅画的出众之处简直一目了然——奇迹般的优美、崭新，而且充满“个性”。在这幅画中存在着这世上本没有的静止时空。就像被施以“你真美啊，请停一停！”[8]的咒语一般，无论是人、动物，还是风，甚至连阳光的粒子都一并凝固，任何声音都消失不见。画家分明描绘了现实中的风景，然而却不带一丝现实感。这幅名作宛如曾经从指间流逝的过往一般令人怀念，既虚幻又静谧，好似一场春梦。

大碗岛（Grande Jatte）的意思是“古代的大碗”，名称来源于岛的形状。该岛位于巴黎近郊，是塞纳河中的沙岛，现在虽已被建筑物覆盖，但在当时就像画中表现的一样，是一个野餐会友的绝佳去处。一到假日，巴黎各阶层的男女纷纷从右岸（工厂林立的贫民街区）和左岸（巴黎的中心住宅区）聚集到这座小岛上。

塞纳河上，扬起白帆的帆船、吐着浓烟的蒸汽船、垂钓小舟以及手划船来来往往，交通流量相当大。还能看见马车在对岸的高级住宅区中奔驰着。

岛上四处种植着纤细笔直的树木，在云朵一般蓬松轻盈的树荫下，一大片与绒毯别无二致的柔软草坪铺展开来。人们以各种各样的姿势尽情享受着闲暇时光：从事体力劳动的男子裸露着强壮的手臂半躺在草坪上，嘴里叼着长长的烟杆；女子在岸边垂钓；负责照顾老人的护士头戴缝着长蝴蝶结的布帽子背对鉴赏者而坐；还有吹小号的男子、与小女孩牵着手的母亲、夫妻、情侣以及制作花束的少女。画中两名军人并肩行走的前方不远处有人非常随意地躺在地上，这类行为散漫浪荡的女人应该是妓女。

事实上，画面中并非完全没有动态表现。比如前景中一条大黑狗正在嗅着草地上的气味，旁边另一只可爱的小狗朝它跑过来。画面中央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身边飞舞着几只蝴蝶。而白衣小女孩右侧后方，还有另一个女孩子衣裙飞扬地奔跑着……不过，这些原本饱含速度感的行动也在瞬间停滞住了，而且看上去这种停滞将一直维持到永远。

画面右侧占据版面最大的一对男女究竟是什么关系？他们是一位头戴丝绸礼帽、身穿正装的绅士，以及穿着只有臀部位置高高翘起的时髦长裙（在内衣外面穿着裙撑才能实现这样的造型）的女士。这一对想必是有钱人与他包养的情妇吧。这座岛是巴黎的缩影，画家不可能不在这里画上这样一对巴黎随处可见的男女。另外画中还隐藏着一个证据，这位女士手中牵着的宠物是一只猴子，而猴子正是“败德”的象征。

欧美人对猴子的印象与日本人截然不同。其一，在欧美人脑中“万物神创”、人类凌驾于所有生物之上的基督教式观念根深蒂固；其二，猴子是来自异国的稀有动物，说得再直白一些，也就是未开化的蛮荒之地的下等生物，一般人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见上一次。在发达国家中，猴子与人和谐共处的可能只有日本了。自古以来日本人就把猴子视为与人类亲近、相似的动物，日本的民间传说中也常有猴子的角色登场，因此我们对猴子的认识才会与欧美人大相径庭。

在修拉创作这幅作品的时代，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开始为大众所知，社会上也因此掀起了强烈的批判风潮，认为“说人的祖先是猿猴这种论调简直比谬论还要荒唐”。引发反对声浪的其中一个因素正如前文所述，因为人们认为猴子与人类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关系。关于这一点有一个挺有意思的小插曲：在进化论传入日本时，日本人对此表现得非常淡定，毫不吃惊也毫不愤怒。当时的欧美人看到日本人毫无反应，还怀疑日本人压根儿就没有理解进化论的真正含义。（太失礼了吧！）

画中有许多小阳伞如花朵般绽放，遮阳伞的英文是parasol，“para”有遮挡、避开的意思，而“sol”则代表着太阳。如果把坐在草坪上的女性身边收放起来的遮阳伞也算在内，画中大约有10把遮阳伞。这些遮阳伞中既有点缀着蕾丝花边、用上等丝绸制成的高级制品，也有棉布质地的便宜货。阳伞在印象派时代能够成为最时髦的潮流单品，原因不仅在于大批量生产带来的低价风潮，还多亏了技术革新使伞更加轻盈便携，让娇弱的女性也能轻轻松松地单手持伞出门了。

现如今，又细又轻的伞柄已经变得理所应当，然而在此之前，遮阳伞还有一段漫长的过往。遮阳伞起源于古老的东方文明，在古埃及的出土文物中就有仆从为主人撑遮阳伞的绘画。当时的伞一直保持撑开的状态，无法合拢，而伞柄也不像现在，并不一定就在伞面的中心。直到13世纪意大利才出现开闭式的伞，然而此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沉重的木柄伞仍然是主流，因而与古埃及一样，遮阳伞仍然是特权阶级才能享受的奢侈品，王公贵族们会专门配备打伞的奴隶或仆人。伞——就像安东尼·凡戴克（Anthony van Dyck）画中所表现的那样——是权力与荣耀的象征。

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大碗岛》，在这个光芒四射的新时代，就连仆人自己也能拥有一把漂亮的遮阳伞。我们可以体会到撑起遮阳伞这一行为背后超越时尚追求的深意与喜悦。同时，遮阳伞生产工厂也推动了女性就业。小仲马的著名小说《茶花女》中，女主人公的原型玛丽·杜普莱西[9]就曾在遮阳伞工厂上班，但玛丽嫌工厂的薪水太过微薄，便来到巴黎当了缝纫女工（在当时与舞女一样被称为“妓女预备军”），不久她成为高级妓女芳名远播，最终因为肺结核在花样年华便香消玉殒。遮阳伞的时代也是肺结核的时代。在大碗岛上享受日光浴的人群中，应该就有不少人正与这种绝症进行着殊死搏斗吧（当时的人还不知道肺结核会通过空气传染）。

安东尼·凡戴克

《艾莲那·格里玛尔迪》

1623年，油画，242.9cm×138.5cm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藏（美国）

说来这几年在日本，“男人的遮阳伞”开始增加。随着地球温室效应的程度加深，撑遮阳伞的人也会越来越多，相信很快我们就会习惯男性撑遮阳伞的样子，最终这也将成为夏季的常识吧。说不定未来的人看现在的照片时还会觉得奇怪：为什么当时的人不打遮阳伞呢？

与上述遮阳伞的例子一样，事实上这幅画中缺少了一样东西。现代女性出门在外的一件必备品却未在画中现身。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又为什么没有出现呢？

在现代人看来，这样东西应该远比帽子、遮阳伞来得重要，然而找遍整幅画也没找到，真是叫人吃惊不小。这些巴黎美人难道没觉得不方便吗？不，没有了它肯定不方便，但可怕的文化禁锢妨碍了她们携带这件物品，所以大家不但对这一缺失毫无不便感，而且如果你真要当时的太太小姐们随身携带这件物品，反而会遭到她们的激烈抗议。哈哈，人类真是有意思。

没错，缺少的东西就是手提包。画中没有包，没有一位女性随身携带手提包。那个时代的女性虽然会携带尺寸很小的手袋，但绝不会带着我们现在概念中的包包。钱包、手帕、钥匙、化妆品、镜子、文具、笔记本、证件、眼镜、书、药……这些我们平时出门都会背在肩上的东西自然无法全部装进小手袋，所以当时的潮人们会根据出行的目的选择一部分物品随身携带。

说到底，当时的淑女们一出门坐的是马车，付钱以及其他麻烦的事全都交由同行的男伴解决，随身带包以及工作这一行为本身就是受到歧视的。既然普罗大众认为不带包才是淑女，那么希望成为淑女，或者希望别人将自己视为淑女的女性们就会极力避免携带任何物品，除了遮阳伞以外。这就是时代特有的文化局限。

我觉得现代的职业女性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没有人会因为你拥有一份工作、独立自主而歧视你、小看你。自从可可·香奈儿（Coco Chanel）推出时尚又便利的手提包后，女包的种类便日益丰富起来。到如今，不仅是手提包，就算你背着一个大尺寸的包包昂首走在街上也绝不会有人觉得稀奇，因为现代女性的工作光凭一个小巧的手提包已经无法应对，除了上文提到的那些东西，我们还常常要把手机、笔记本电脑以及书籍资料装进包里带出门工作。

从现代的眼光来看，印象派时代也属于古老而美好的“不方便”时代。其实我们身处的现代应该也还存在着许多不方便的地方，只是作为一个当局者很难察觉到罢了……

乔治·修拉（Georges Seurat，1859~1891），法国新印象派画家，由于罹患白喉英年早逝。此画作是他的代表作。

1850~1890年大事记

[1] 日本的经济高速成长期，指“二战”结束后至20世纪70年代。——译者注

[2] 埃德加·德加（Edgar Degas），19世纪末法国印象派的代表画家，创作了不少以芭蕾舞者为题材的名作。——译者注

[3] 莫奈（Monet），19世纪末著名的法国印象派画家，印象派的创始人之一，代表作《印象·日出》、《睡莲》系列等。——译者注

[4] 雷诺阿（Renoir），19世纪末著名的法国印象派画家、雕塑家，其作品色彩丰富华美，洋溢着青春活力，是印象派中最受欢迎的画家。——译者注

[5] 梵高（Van Gogh），19世纪末出身荷兰的后印象派画家，患有精神疾病，生前郁郁不得志，37岁时在法国开枪自杀。现在已成为全球家喻户晓的知名画家。——译者注

[6] 天线派，日语中指不擅长操作电脑等数码设备的人。此类人在网上自称“天线派”，表示自己喜欢带着天线的电视机，不使用电脑等数码设备是因为怀旧，这也是对自己落伍过时的一种借口。——译者注

[7] 西涅克（Signac），19~20世纪法国新印象主义画派画家，与修拉都是点彩画派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8] 这句话出自歌德的《浮士德》，主人公浮士德死前的最后告白。——译者注

[9] 玛丽·杜普莱西（Marie Duplessis），19世纪的巴黎名妓，曾与作家小仲马相恋，去世时年仅23岁。小仲马为了纪念她创作了小说《茶花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