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开元悬疑录：将进酒》引子,页面无弹窗的全文阅读!
『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盛世景象，终于在唐太宗手中实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唐帝国随之屹立于世界东方。史家认为，唐太宗一手开创的『贞观之治』与汉初的『文景之治』相比，『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矣』，唐太宗也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并盛的皇帝。
隋朝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大业十三年（617年），隋炀帝表兄太原留守、晋阳宫监李渊[1]在次子李世民、僚属裴寂、刘文静等人的帮助下，诛杀了隋炀帝派在太原监视的王威、高君雅等官员，以“勤王定乱”的名义起兵，正式揭开了逐鹿中原、定鼎天下的序幕。
李渊先派心腹幕僚刘文静出使突厥，以称臣为条件，取得始毕可汗[2]支持后，遂兵发长安，当年即攻克长安。又立隋炀帝孙杨侑为傀儡皇帝，遥尊隋炀帝杨广为太上皇，李渊自为大丞相、唐王。次年三月，隋炀帝在江都[3]被宇文化及缢杀。五月，李渊废黜杨侑称帝，是为唐高祖，改国号唐，定都长安，建元武德。隋朝正式灭亡，唐朝建立。
事后唐高祖论功行赏，定李世民、裴寂、刘文静三人为太原佐命[4]恕死[5]第一等功臣，特恕二死；定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柴绍、唐俭、殷开山、刘世龙、刘政会、赵文恪、武士彟、张平高、李思行、李高迁、许世绪十四人为第二等功臣，约免一死。
十七人中，李世民、裴寂、唐俭等十四人均出自显赫的官宦世家，只有三人例外，赵文恪出身行伍，李思行是普通士人，武士彟则是太原最富的木材商人。恰恰是最为时人轻贱的武士彟，在日后一举扬名——
其女武则天不但做了唐太宗李世民的才人，还做了唐高宗李治的皇后，自高宗以后，所有大唐皇帝都是她的子孙血脉。这名以野心、权欲及狠毒知名的妇人甚至一度以武周代唐，成为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皇帝。而她的父亲武士彟也因此而一飞冲天，被追封为孝明高皇帝，终得以光耀武氏门楣。
自太原起兵后，秦王李世民身经百战，军功显赫，对大唐更有定鼎之功。就连太子李建成的心腹谋士魏徵都说：“秦王功盖天下，中外归心。”
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征战返回长安时，身穿黄金甲，后面是二十五名大将，再之后是万匹精骑，威风不可一世。唐高祖认为李世民功高望重，前代职官均不足以配赏，特为爱子设“天策上将”一职，位在诸王公之上。李世民由此建立天策府，自行设置官属，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虞世南、张亮、阎立本、高士廉、张公谨、侯君集、尉迟敬德、秦琼、程知节、段志玄等名重一时的文臣武将均是其幕僚。
除此之外，李世民还在秦王宫西面开设文学馆，延请四方文学之士。他自己一有空闲，就到文学馆中与各位学士讨论文籍，直至深夜。时人对文学馆学士很是羡慕，如果得为学士，人们便称之为“登瀛洲[6]”。
李世民有如此声势及人望，自然引来兄长太子李建成和弟弟齐王李元吉的忌恨。尤其是太子李建成，感受到了深重的威胁及危机。于是，李建成和李元吉两股势力勾结起来，再联合唐高祖宠爱的妃子张婕妤、尹德妃等人，在唐高祖面前大进谗言，反复构陷李世民。李世民确实有功高盖主之嫌，唐高祖自此开始猜忌次子。李世民的心腹兼至交好友刘文静时任民部尚书[7]，最先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
刘文静是辅佐李渊太原起兵的重要人物。最初，李世民和刘文静暗自谋划起兵，但二人担心李渊沉溺酒色，不思进取，因此托与李渊亲密无间的裴寂前去游说。裴寂与李渊是酒肉朋友，私交极好，二人常常通宵连日地宴语博弈。裴寂甚至违禁将晋阳宫宫女私送给李渊。刘文静找上门时，裴寂尚且惧祸，不肯同意。但刘文静以裴寂私送宫女待客一事相威胁，裴寂惧怕之下，果然劝说李渊起兵。
因裴寂在晋阳起兵之初曾有首鼠两端之举，刘文静一直不大看得起对方，但唐朝立国后，裴寂却位在其上，得任宰相。刘文静对此十分不满，每逢朝臣集议，裴寂一有阐论，刘文静便有意顶撞，两人也因此产生了严重的纷争。有一次，刘文静与弟弟刘文起喝酒。刘文静醉酒后拔刀砍击木柱，咬牙切齿地道：“有朝一日，一定将裴寂杀死。”裴寂得知后深为忌惮。
刘文静素来支持秦王李世民，裴寂则遵从传统礼法，属于太子李建成一派，两派的明争暗斗也反映到个人的命运上。刚好刘文静侍妾揭发刘文静兴妖作怪，召用巫人。唐高祖派裴寂、萧瑀[8]审问刘文静，刘文静明言无反心，只是对裴寂位居其上有所不满。李世民百般求情，且言当年太原起兵乃是刘文静所定之策。裴寂尽管知道刘文静与秦王李世民关系非同一般，但他历来是太子一派，因此力劝唐高祖铲除后患，说：“文静多权诡，面性猜险，愤不顾难，丑言怪节已暴险，今天下未靖，恐为后忧。”
唐高祖一直非常重视裴寂。唐初统一货币，新铸开元通宝，唐高祖赐秦王李世民、齐王李元吉各三炉铸钱，裴寂一炉铸钱，由此可见唐高祖与裴寂私人关系何等密切。在思忖许久后，唐高祖还是采纳了裴寂的意见，将刘文静及其弟刘文起处死，籍没全家。
刘文静事件，被公认为是太子李建成一派占了上风，而宰相裴寂更是公然支持太子。唐高祖晚年安于享乐，内为嫔妃所包围，外政则全部委托给了裴寂。由于内宫宠妃和宰相裴寂均支持李建成一派，遂有太子、齐王联合内宫、外廷“共倾世民”的说法。
太子派和秦王派的矛盾越来越大，终于发展到了白刃相见的地步。李世民本人也时时身处险境。有一次，太子李建成夜宴李世民，暗中在酒中下了毒。李世民喝酒后，突然心痛如绞，吐了很多血。他自知中了暗算，急忙回到秦王府，幸好解救及时，才不致毒发身亡。
李世民为人深谋远虑，为以防不测，打算先派人占据洛阳，以作为基地。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李世民派工部尚书温大雅、秦王府车骑将军张亮率领一千多人前去镇守洛阳，并命他们广散金帛财物，结交各路豪杰，罗致亲信。齐王李元吉大为恐慌，上书告发张亮图谋不轨，张亮因此被逮捕下狱。但审讯时张亮一言不发，未牵连出任何人，李元吉也无可奈何。因为没有真凭实据，张亮被释放，重新归返洛阳。
唐高祖对亲生儿子们之间的明争暗斗有所察觉后，深为苦恼。他不想看到骨肉相残，既不愿意让李世民谋夺太子位，也不愿意太子和齐王谋害李世民，最后决定让李世民出居洛阳，建天子旌旗，想以此来调解李世民兄弟间的猜忌。李建成与李元吉担心李世民到洛阳后，独霸一方，“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便暗中唆使近臣向唐高祖陈说利害。唐高祖昏庸不堪，于是改变主意，不让李世民前往洛阳。李世民一度发出“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的感慨。
为了铲除李世民的左膀右臂，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大肆拉拢秦王府的骁将。李建成先派人赠给尉迟敬德一车金银器具。尉迟敬德不但没有接受李建成的礼物，还将这件事告诉了李世民。李元吉便派杀手前来刺杀尉迟敬德。尉迟敬德事先得知消息，便故意将家门大开，自己安卧在床上不动。杀手多次来到庭院，却始终不敢走进寝室。李元吉见行刺不行，又在唐高祖的面前谮毁尉迟敬德。李渊下诏擒拿尉迟敬德，准备处死。李世民坚决请求，尉迟敬德才勉强保住了性命。李建成和李元吉又用同样的手段对付程知节和段志玄，并设法将房玄龄、杜如晦逐出京师。
太子与秦王积怨益深，势同水火。唐高祖听信太子谗言，将秦王府幕僚尽贬而出。曾经风光显赫的秦王府只剩下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寥寥数人。这些人为了自保，力劝李世民及早铲除太子一党。但李世民迟迟不能下决心，先后问计于名将李靖[9]、李世勣[10]。二人均是性情沉穆之人，没有明确表态，但其实立场已经倾向于李世民一方。历史总是不断重复，隋朝骨肉相残的悲剧再一次在唐朝上演，一场惊心动魄的政变即将发生在太极宫北门——玄武门。
武德九年（626年）六月，正值夏季最炎热之时，长安突然盛传北方强敌突厥将要入侵大唐。太子李建成为了避免李世民重掌兵权，推荐由齐王李元吉领兵出征。李元吉乘机请求让尉迟敬德、程知节、秦琼、段志玄随行，并挑选李世民手下精兵充实军队，想乘机夺取李世民兵将。李建成和李元吉亦料想李世民不会乖乖就范，便干脆密谋于饯行之日在昆明池设宴，暗中设伏刺杀李世民，永除后患。不料太子宫官吏率更丞王晊将这一计划泄露给了李世民。李世民见事情紧急，立即入宫向父皇禀报了太子和齐王的阴谋。唐高祖一时愕然，难以相信，只道：“明天上朝时，我要问问他们。”叫李世民等到次日早朝时再说。他知道三个儿子素来斗得厉害，也没有太当回事。
李世民见父皇大有敷衍之意，便决定先下手为强，第二天一早便率领亲信埋伏在太极宫北门玄武门。
长安大内包括皇城和宫城两大区，东有延喜、景风二门，西有安福、顺义二门，正南有含光、朱雀、安上三门，北有玄武门、安礼门以及至德门。其中，玄武门为北面正门。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玄武是一种龟蛇合体的水神，与青龙、白虎、朱雀并称为四大神兽。玄武还与玄冥相通，最初的冥间在北方，因此玄武又代表北方，玄神则是北方之神。玄武门居于龙首塬余坡之上，地势较高，可以俯视宫城。北墙外是禁苑西内苑，没有居民生活区，出入比较方便，因而是太子入朝的必经之地。当日当值玄武门的领班将领名叫常何，原为太子李建成的心腹，后被李世民暗中收买，李建成对此却一无所知。
当时，唐高祖与李世民的谈话内容已被后妃张婕妤密告太子李建成。李建成与李元吉商议对策，李元吉认为应该赶紧布置军队，装病不朝，以观形势。但李建成妄自尊大，认为一切均布置妥当，只要入朝打探完消息，便可置李世民于死地。于是，李建成与李元吉一道由玄武门入宫。到临湖殿时，兄弟二人发现情况不对，立即打马东奔，逃往太子宫。李世民在后面大声叫喊，李元吉张弓回射，但仓皇之下竟然拉不开弓。李世民则当机立断，抢先一箭射死了对其威胁最大的太子李建成。
此时，尉迟敬德率领七十精骑赶到，一箭将李元吉射下马来。李世民亲手射死兄长，神情极为不安，竟然跌下马来，再也爬不起来。李元吉只受了轻伤，赶将过来，夺下李世民的弓箭，打算用弓弦将对方勒死。尉迟敬德在后面大声呼喝，李元吉一时之间难以下手，便舍弃了李世民，逃向武德殿。尉迟敬德穷追不舍，终一箭将李元吉射死。
东宫和齐王府将士闻讯赶来，李世民心腹张公谨是个大力士，抢先将宫门关上。东宫和齐王府将士开始猛攻玄武门，形势十分危急。李世民一面组织随行士卒抵抗，一面派亲信尉迟敬德带甲士入宫，取得唐高祖手谕。
这时，唐高祖正在后宫海池里泛舟嬉戏，浑然不知北面正在发生兄弟手足互屠相残的人间惨剧。海池位于太极宫西北部，是皇宫宫殿群中最接近玄武门的位置。而海池中的人竟然听不到玄武门的厮杀，足见太极宫规模之大。
正当唐高祖玩得高兴时，尉迟敬德突然全副武装地闯入。按照唐朝律法，这已经是杀头大罪。唐高祖见尉迟敬德手握兵器，来势汹汹，大惊问道：“今日乱者谁耶？卿来此何为？”尉迟敬德道：“秦王以太子、齐王作乱，举兵诛之，恐惊动陛下，遣臣宿卫。”
彼时重臣裴寂、萧瑀、陈叔达等人均陪伴在左右。唐高祖十分惶恐，便问裴寂道：“不图今日乃见此事，当如之何？”
裴寂本是太子一党，此时见李世民已然得手，惊惧不安，不敢答话。还是一直暗中支持李世民的萧瑀、陈叔达出面圆场道：“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高宇宙，率土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
唐高祖见一旁尉迟敬德手按剑柄，咄咄逼人，大有一言不合便要动手的架势，只得勉强点头表示同意，并下达“诸军并受秦王处分”的手诏，才算平息了这场事变。
唐高祖又召见李世民，予以安抚。李世民跪在地上，吮吸父皇脚趾头，恸哭许久。即使有做作的一面，但也显示他心中着实难安，这种不安也保持了终生，所以才有后来他临死前向著名僧人玄奘询问因果报应一事。
唐高祖见事已至此，不得不顺水推舟，立李世民为皇太子，并立即下诏道：“自今军国庶事，无大小悉委太子处决，然后闻奏。”
玄武门之变是大唐立国以来第一次宫廷政变，以李世民顺利夺权而告终。之后，李世民进行了一场大清洗，尽杀李建成、李元吉子女，其他同党、同谋则一概不予问罪。太子洗马魏徵之前见秦王李世民功高，多次劝李建成除掉李世民。李世民登基后，责备魏徵离间他们兄弟间的关系，声色俱厉，在场众人无不惊惧。魏徵却从容答道：“太子早从魏徵之言，必无今日之祸。”李世民对其耿直的气度非常赞赏，转怒为喜，弃怨用才，任命魏徵为詹事主簿，充分展现出广阔的胸襟和不凡的气度[11]。
两个月后，唐高祖正式禅位给太子李世民，自己则退位为太上皇，搬到位于太极宫之北的西内苑大安宫，不再预闻国事，自此退出大唐的政治舞台。这位开国皇帝在历史上并没有留下太好的名声，只给人平庸的印象——实际上，这是因为他夹在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个皇帝之间的缘故，他之前有大名鼎鼎的隋炀帝，他后面则有鼎鼎大名的唐太宗。
武德九年（626年）八月，李世民在东宫显德殿[12]即位，时年二十八岁，即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次年（627年）正月初一，唐太宗改元贞观。年号取自《易经》：“天地之道，贞观者也。”贞，正也；观，示也。“贞观”之意即为以正示人。
实际上，唐太宗通过“大义灭亲”的手段登上帝位后，确实有志励精图治，多次提到“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以好大喜功、奢侈淫逸、滥用民力的隋炀帝杨广为戒[13]，忌修土木工程，与民休养生息。他勤于听政，勇于就谏，广泛听取不同的建议，接受正确意见，集中大臣们的智慧治理国家，政令源源不断地从太极宫中发出，由此开辟了唐朝历史的新纪元。
隋末战火纷起、连年战乱，土地荒芜，人口锐减，拿魏徵的话形容便是：“今自伊、洛之东，暨乎海、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道路萧条，进退艰阻。”
可见大唐建国之初，所面对的便是一个相当凄凉的局面：经济凋零，国库空虚，文化衰退。唐太宗即位后，用贤勤政，主动采取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休养生息，抚民以静，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去奢省费，轻徭薄赋。结果政绩相当卓著，吏治清明，经济繁荣，社会安定，武功鼎盛，民族关系融洽，天下得以大治，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富足美好的生活。据史书记载，贞观年间，“官吏多自清谨。制驭王公、妃主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又频致丰稔，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至于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发时有赠遗。此皆古昔未有也”。
这是一幅相当动人的太平世界图画：朗朗乾坤，牛马遍野，民康物阜，一切都富足而美好。“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的盛世景象，终于在唐太宗手中实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唐帝国随之屹立于世界东方。因为唐太宗年号“贞观”，历史上称这一时期为“贞观之治”，成为与汉代“文景之治”相媲美的另一著名盛世。史家认为，唐太宗一手开创的“贞观之治”与汉初的“文景之治”相比，“恭俭不若孝文，而功烈过之矣”，唐太宗也因而成为中国历史上文治武功并盛的皇帝[14]。
帝国京师长安繁华如梦，四方朝拜使团潮涌如流，日本遣唐使乘风破浪，丝绸之路上商队如织，诗坛艺苑百花齐放，由此写下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灿烂夺目的篇章。大唐文明震古烁今，千余年来，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东方和世界。
唐代交通示意图
然辉煌的文治武功抹不去唐太宗杀兄逼父夺位的事实，即使是一代英主，依然有最难解的心结——畏惧在青史上留下恶名。大唐立国后，唐高祖于秘书省设著作局，掌国史集注起居，是国家最高编撰出版官署。贞观三年（629年），唐太宗下令在中书省特置秘书内省，建立史馆。同年闰十二月，又下令将史馆移入禁中，设于门下内省北面。史馆中有专人编修前代和唐代国史，如《晋书》《梁书》《陈书》《北齐书》《周书》《隋书》皆编修于史馆，由宰相监修。其他史官[15]职务包含著作郎、起居郎、起居舍人，另有修撰、直馆等若干名。著作局虽仍然存在，但却不复掌修史之事。从此，史馆成为皇帝直接控制的门下省的一个常设机构，专门负责修撰当朝国史。但即便作了如此大的调动，唐太宗依然无权查看史官记录他本人言行的起居注、实录等官方档案，皇帝因此而焦躁不安了好多年。
贞观九年（635年）五月，太上皇李渊去世。在唐高祖下葬前，唐太宗派人通知史官，称要亲自查阅高祖皇帝和自己的实录，但被恪守祖制的史官婉言拒绝。自周代以来，历朝历代均设史官严格记录帝王言行，无论史官记载什么内容，帝王均无权查阅干预，早成惯例。唐太宗碰了钉子，只得悻悻作罢。
贞观十六年（642年），唐太宗再度旧事重提，向谏议大夫褚遂良问起《起居注》一事，问为什么不能让他看。褚遂良正色答道：“所谓‘君举必书，申以劝诫’，史官负责记录君主的言行，好坏都要记载，才能使君主不敢做坏事。从来没有听说君主自己可以拿来看的。”
唐太宗愈发惴惴不安，试探问道：“如果朕有什么不好的事，也要记录吗？”褚遂良答道：“这是史官职责所在，不敢不记。”一旁的黄门侍郎刘洎也道：“假如褚遂良不记，天下人也都会记。”
两个月后，唐太宗忽然下诏追封兄长李建成为隐太子、弟弟李元吉为巢王，显然与他之前一番和史官的对话有关。
但皇帝并未忘记查阅国史一事，一年后，他又对宰相房玄龄旧话重提，问道：“前世史官所记，皆不让君主观看，到底是何缘故？”房玄龄回答说是惯例。
唐太宗诚恳地道：“既然如此，朕就更应当看了。若见到善举，便可继续发扬光大，若是见到恶行，便能引以为戒。”
谏议大夫朱子奢极力反对，进谏道：“陛下身负圣德，言行从无过失，史官记载尽善尽美，所以陛下要查阅《起居注》并无不妥。但若就此形成制度流传下去，恐怕到了玄孙、曾孙辈，难保没有达不到上智的君子，会文过饰非，那史官就免不了受刑罚惩处。这样一来，史官为了保全自己，避免祸患，无不迎合风向，顺从旨意，悠悠千载的历史还能让人相信吗？这就是历来不允许帝王查看的道理。”
唐太宗不听，坚持要看国史实录。房玄龄是皇帝亲信，难以拒绝，便立即召集人手，将高祖和太宗实录先行删定了一遍，这才郑重呈上。唐太宗就此开皇帝私观国史实录之先例。他先迫不及待地翻到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一页，见叙述含糊，“语多微隐”，很是不满，便道：“周公诛管叔、蔡叔而安周室，季友鸩死叔牙才为鲁国带来太平。朕之所为，义同此类。史官记录，又何必要避讳？”由此确定下玄武门之变官方记载的口径与调子。
君命不可违，以房玄龄为首的史官只能体察圣心，反复删改两朝《实录》中的有关文字，直到唐太宗满意为止。
只是阴影并未就此散去，玄武门之变定下了大唐宫廷争权夺位的血腥基调。自开国皇帝唐高祖起，政治阴谋和喋血斗争迭起不断，几任大唐皇帝都陷入了太子反复废立、储君难以善终的怪圈——
唐太宗先立嫡长子李承乾为太子，后废李承乾太子位，改立第九子李治为太子，即为后来的高宗皇帝。唐高宗即位后，先立陈王李忠为皇太子，后改立皇后武则天所生长子李弘为太子。不久李弘被武后毒害，遂改立武氏次子李贤为太子。李贤被废后，又改立武后第三子李显为太子。
唐高宗死后，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宝座尚未坐热，便被母亲武则天夺去皇帝位，废为庐陵王。武则天扶持第四子李旦为帝，是为唐睿宗，立睿宗长子李成器为皇太子。
尽管睿宗只是个傀儡皇帝，朝政完全由太后武则天把持，但她不满足，终于在垂暮之年登基称帝，建国号周，史称武周。称帝前，武氏先派亲信杀死亲子李贤，以绝后患。又废睿宗皇帝为太子，赐姓武，原皇太子李成器则降为皇太孙。
几年后，武则天既老且病，终有所悔悟，遂召回被贬谪外地的三子唐中宗，再次立其为太子，睿宗则改封为相王。
神龙革命[16]后，大唐复辟，唐中宗以太子身份第二次登基，立卫王李重俊为太子。李重俊因不满韦皇后、武三思等人，谋变被杀。中宗爱女安乐公主想学祖母武则天称帝，求为皇太女不成，遂与母后韦氏合谋下毒害死父皇。唐睿宗第三子李隆基适时而动，发动兵变，诛杀了韦后、安乐公主一党，扶父亲睿宗皇帝即位。唐睿宗遂立李隆基为太子，不久又因苦恼亲妹太平公主与太子李隆基争权，主动避位为太上皇。李隆基以太子身份即位，是为玄宗皇帝。他既非嫡子，又非长子，却有着非凡的魄力和胆略，果断发兵翦除了亲姑姑太平公主及其同党，这才结束了唐室长期以来刀光剑影、动荡不安的局面。
自神龙元年（705年）正月女皇武则天退位，唐中宗再度称帝，至先天二年（713年）七月唐玄宗诛灭太平公主势力，整整有八年半的时间。这期间，皇帝换了四人，在位多则五年有余，少则不足二十天。不少人蠢蠢欲动，觊觎皇帝宝座，以致祸变再三，整个大明宫都笼罩在血腥当中。玄宗之后，武周以来的多次政变终于结束。从皇室庶子到太子监国，再由太子监国到登基称帝，其间政治阴谋和喋血斗争不断，成为玄宗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并对他之后处理国事的方式形成持久的影响力。
先天二年（713年）十二月一日，唐玄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开元，取“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开元元年这一年，玄宗皇帝二十九岁，雄姿英发，正欲大展宏图，大唐历史也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但事态并不容乐观，摆在新皇帝面前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贞观积蓄的丰厚财力早在武则天执政时消耗殆尽，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百姓赋役负担沉重，人民大量逃亡，户口减耗，经济危机深重，公私俱竭；朝中官员冗滥[17]，吏治败坏；王公贵戚奢侈成风，违法乱纪风行；边疆战事不断，北有突厥、契丹劫掠，西有吐蕃、大食威胁。
初登帝位，唐玄宗即陷入了内忧外患、山重水复的困境。能否峰回路转、柳暗花明？他将经历一场无比严峻的新考验。
注释
* * *
[1]李渊时封唐国公，其母是隋炀帝生母的亲姐姐。隋炀帝曾授封晋王，镇守晋阳（今山西太原），因而太原是其福地。他听信术士之言，以为太原有王气，曾在太原大肆扩建晋阳宫，一是作为行宫，二是镇压王气。
[2]始毕可汗：东突厥可汗，名咄吉，亦称咄吉世，启民可汗子。隋大业十一年（615年），率兵围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势力骤增，契丹、吐谷浑、高昌皆臣属之。隋末地方割据势力如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亦向其称臣。中原人民因离乱也多往依附，先进文化与生产技术随之传入。大业十三年（617年）出兵助李渊攻隋，定长安。唐初，与唐建立互市关系，对恢复和发展中原经济起过积极作用。
[3]江都：今江苏扬州。隋炀帝是中国历史上名声最差的皇帝之一，是历史上公认的昏君和亡国之君，以残暴著称于世，有人拿秦始皇与他相比。唐为隋炀帝追谥为炀帝。按照《谥法》解释：逆天虐民、去礼远众、好内远礼曰“炀”，显然是个恶谥，含有贬义。然在某些重大场合下，隋炀帝却是与孔子相提并论的人物——孔子的“有教无类”思想和隋炀帝始创的科举考试的制度均是中国教育的先驱。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名传千古并影响后世的人，无非有两类，一类是留下思想的人，一类是留下制度的人，孔子和隋炀帝杨广就分别属于这两类人。
[4]佐命：古代帝王得天下，自称是上应天命，故称辅佐帝王创业为“佐命”。通常也用来代指辅助帝王创业的功臣。
[5]恕死：指预恕功臣死罪。然此制多流于形式，裴寂、刘文静名列第一等功臣，仍不得好死。吕温有《功臣恕死议》，称“功臣恕死”的实质是弃信废刑、挠权乱法，势必促成“以罪宠人”、劝人作恶的后果。吕温为唐德宗时名臣，号称“天才俊拔，文采瞻逸”，其政治才能向为柳宗元所佩服。唐制，封王及任免将相等重大事件，以白麻纸书写诏书。又因通事舍人（负责传达诏命和上奏及担当敕使、慰抚等）多不知书，宣诏时，须指定专人在旁提示，“低声摘句以助之”，称为“把麻”。吕温任拾遗（谏官。唐诗人陈子昂、杜甫均曾担任拾遗，后人习称为陈拾遗、杜拾遗）时，被传唤把麻，他坚持不去，遂成故事。因而唐代拾遗不把麻自吕温始。彼时柳宗元戏吕温云：“幸识一文半字，何不与他把麻。”
[6]瀛洲：本为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李世民给予学士各种优厚待遇，时人便用“瀛洲”比喻学士得到宠遇如登仙境之地。
[7]民部尚书：官名，隋代置，正三品，掌户口、钱谷、土地等政务。贞观二十三年（649年）改为户部尚书。
[8]萧瑀：字时文，其祖父为后梁宣帝萧察，其姊为隋炀帝皇后，甚至其子萧锐后来也娶了唐太宗长女襄城公主。因为是皇亲国戚，萧瑀在隋朝年纪轻轻就已做到银青光禄大夫的大官，参决要务，地位显赫。但他为人骨鲠正直，屡屡劝谏，渐为隋炀帝疏斥。隋炀帝征讨高丽时，萧瑀力谏该舍高丽防突厥，隋炀帝震怒，贬萧瑀为河池郡守。唐高祖即位后，招萧瑀到长安，授光禄大夫，封宋国公，拜民部尚书，以心腹视之。每次临朝听政，都赐萧瑀升御榻而立，亲切地称呼他为“萧郎”。唐朝革创，以萧瑀最熟识国典朝仪，他又孜孜自勉，留心政事，因此深得唐高祖信任。
[9]李靖：字药师，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人，是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的人物，无论是官方五史，还是稗史小说，都有他色彩丰富的一笔。野史小说把他与红拂女、虬髯公并称为“风尘三侠”，而历史上真实的他是一个功绩不亚于卫青、霍去病的名将。李靖出身官宦之家，从小胸怀大志，曾对其父说：“大丈夫若遇主逢时，必当立功立事，以取富贵。”李靖舅为隋朝名将韩擒虎。昔日突厥入朝隋文帝杨坚，杨坚为了树威，有意问突厥使者：“你听说过江南有个陈国天子吗？”突厥使者答道：“听过。”杨坚命韩擒虎上前，说：“这就是擒获陈国天子的人。”韩擒虎厉然看着突厥使者，威容满面。突厥使者十分惶恐，不敢仰视。李靖喜欢与韩擒虎谈论军事兵法，韩擒虎抚摩着外甥说：“可与论孙、吴之术者，惟斯人矣。”果然，李靖后来成为唐初最著名的将领，先后平萧铣、擒辅公袥，破突厥，取定襄，俘颉利，残吐谷浑，为国拓地自阴山至大漠，至青海，至老不休。史家称李靖“临机果，料敌明”，是战绩与理论俱丰的军事家，著有《李靖六军镜》等兵书多部。后人辑有《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等兵书。《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在北宋神宗时被定为《武经七书》之一，为中国古代兵学宝典。
[10]李世勣：本姓徐，字懋功，即《隋唐演义》中传奇人物徐茂公的原型。他出身富豪，为人豪侠仗义，后投身瓦岗起义军，先后奉翟让和李密为主。李密倜傥有才，爱人下士，却为王世充所败，被形势所迫，投降了唐朝。当时，徐世勣仍带精兵屯驻在黎阳。唐高祖派李密部下魏徵（即后来成为唐太宗名臣的魏徵）前去劝徐世勣降唐。徐世勣听从了魏徵的建议，派长史郭孝恪（后来也成为唐朝名将）带书信到长安给李密。徐世勣决定降唐却无表奉上，只有一封书信给李密，唐高祖李渊对此十分奇怪。郭孝恪解释说：“徐世勣本是李密臣下，黎阳之地也原属李密，应由李密献上奉表。”唐高祖李渊对徐世勣的君臣义气极为赞赏，道：“感德推功，实纯臣也。”当即赐徐世勣李姓。后李世勣因避唐太宗李世民讳，改名为李勣。
[11]但对于另一定鼎功臣裴寂而言，李世民的得势则是他悲剧的开始。贞观三年（629年），僧人法雅以妖言惑众罪被处死，而时任司空裴寂因为没有检举揭发而被免官。法雅原来在五台山讲经，名气很大，唐朝建立后来到长安，很得唐高祖的信任，能够自由出入皇宫。唐太宗登基后，禁止法雅再入皇宫。法雅因此而怨恨，经常口出“妖言”，由此被唐太宗诛杀。普遍认为，法雅事件不过是李世民借机除掉裴寂，为心腹刘文静报仇而已。裴寂被罢官后，请求留在长安，李世民坚决不同意，还严厉地指责他功不补过，唐高祖在位期间身居相位而朝政不清，都是他的责任。裴寂后流放静州（今广西昭平）而死。
[12]显德殿：隋时称嘉德殿，唐初更名为显德殿，后因唐中宗李显为太子住东宫，避其名讳改称明德殿。
[13]有一种说法是，唐太宗意识到自己与隋炀帝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都是家中老二；都是通过武力夺取了皇位；都有胸怀四海、放天下的雄心壮志。如果说这种相似令唐太宗悚然而惊的话，那么隋炀帝的凄惨下场无疑更会让他战栗胆寒。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只能收敛起一切欲望，留心治道，一切从治理天下的需要出发。
[14]“贞观之治”被公认是中国历史上最突出的太平盛世，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力的政治象征，对后世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激励了后世如元世祖忽必烈、清乾隆皇帝甚至包括日本的德川家康等无数政治家及统治者。时至今日，中国人仍自称为“唐人”，世界各地华人集中的地方称“唐人街”，也是来源于此。
[15]中国历代均设有专门记录和编撰历史的官职，统称史官。各朝对史官的称谓与分类多不相同，但大致可分为记录和编纂两大类。史官刚刚出现的时候以及发展过程中的很长时间，这两者是不大分别的，后来演化出专门负责记录的起居注史官和史馆史官，前者随侍皇帝左右，记录皇帝的言行与政务得失，皇帝不能阅读这些记录内容，后者则专门编纂前代王朝的官方历史。
[16]神龙革命指神龙元年（705年）以宰相张柬之为首的“五王集团”发动兵变，逼迫女皇武则天退位，诛杀其男宠张易之等，迎唐中宗即位，恢复大唐国号。详见同系列小说《璇玑图》。本书故事续接《璇玑图》，凡《璇玑图》中所涉及人物、情节，本书均不再详细交代。
[17]武则天执政时，以禄位收买人心，“务悦人心，不问贤愚，选集者多收之。职官不足，乃令吏部置试官以处之”，故当时有“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的歌谣。如此，导致冗员倍多。唐中宗复辟后，韦皇后与安乐公主又依仗权势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普通商贩甚至奴婢只要花费三十万钱，“则别降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时人谓之“斜封官”。且官员名目繁多，“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凡数千人”。斜封官严重破坏了正常的铨官制度，使得武则天以来的冗官进一步增加。